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传播研究

 

简论我国传播学研究的特点及问题

作者: 吕文凯 发布时间:2010-09-29 10:05:00 来源:
内容提要: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无疑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一个纯粹的舶来品,这门学科正式被国家和社会承认仅仅只有十多年的历史。相比之前十几年传播学作为一种民间的学术潮流,传播学在近些年有了极快的发展,呈现出与国外传播学发展不尽相同的诸多特点:1中国传播学是以对新闻学的拓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其发展初期有着依附于新闻学历史必然性;2 中国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发展历程也正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大众传播理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盛行的历程,这是与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依附有直接联系的。我国的传播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研究方法的单一和学术价值取向的极端功利化。

  传播是社会的基本现象。事实上,尽管人类对维持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的传播现象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研究,但真正的传播学学科的建立却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而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无疑更是“西学东渐”的结果,一个纯粹的舶来品。在我国,如果将一门学科是否列入国务院学科目录以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硕士、博士专业目录,作为这门学科是否正式被国家和社会承认的标志的话。传播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我国的研究历程也已经有了十年的历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相比之前十几年传播学作为一种民间的学术潮流,传播学在近些年有了极快的发展。与此同时,传播学作为一种舶来学科,在和中国自身发展的结合当中,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学科发展体系,呈现出与国外传播学发展不尽相同的诸多特点。

  一、中国传播学是以对新闻学的拓展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此在其发展初期有着依附于新闻学历史必然性。

  研究传播学在西方的发展史,特别是其在美国的发展史可以知道,西方的传播学在其发展的初期也有依附于新闻学院的经历。“至少在最初的年代,传播学往往影响现存的新闻学院,而不是被贯彻到新创建的传播系中。”[1]美国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或者说完善者施拉姆,更是从1943年起就是美国衣阿华新闻学院的院长,并在任职期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众传播的博士课程。然而随着发生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绿眼罩”和“凯平方”之间争论和冲突的平息(具有新闻实践经验背景的新闻教育者被称为“绿眼罩”,而那些具有博士学位的传播学教授们则被称之为 “凯平方”),拥有传播学博士学位的教师逐渐在美国高校占据了优势地位。如今,美国大部分大学都有一个传播学院或传播系,传播学研究与教学机构成为了美国高校内发展最为迅速的院系或学科点之一。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了一场大讨论,大讨论的主题是:传播学、传播教育与新闻学、新闻教育的相互关系是什么?甚至出现了以传播学、大众传播学出现取代传统新闻学与新闻教育呼声。

  反观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自1978年7月,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出版了“文革”后的第一家新闻学刊物《外国新闻事业资料》。虽然它仅仅是复旦的内部刊物,但不管怎样,这是第一次公开介绍传播学。其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国第一篇传播学译文《公共传播》(mass communication,当时将这个词翻译成“公共传播”,而不是后来的“大众传播”),介绍了一些传播学的知识,为了防止被指责为“宣扬资产阶级观点”,郑北渭加了一个按语,批判“公众传播工具是垄断资产阶级控制舆论,制造舆论,毒害人民,奴役人民的宣传工具”。[2]从那时算起,至今也有近三十年的历史。从中国的传播学的发展来看,自引进之日起,它就处于对于新闻学的依附当中,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直到今天,传播学都还归属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可见其与新闻学的密切关系。然而这看似与当年美国传播学相同的遭遇,究其内部原因却截然不同。

  首先,美国传播学虽然诞生于新闻学院这片土地上,但其理论创造者甚至已经将自己的理论先导放在了达尔文、马克思、弗洛伊德身上,“他们的思想越过大西洋,对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产生了重要影响。”[3]更勿论,那来自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领域的四大奠基人了。可以说,在传播学在美国建立之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已经蕴含在它的胚胎当中了。……(此处有删节)

  其次,美国传播学之所以能够获得独立发展,除了自身条件之外,美国大学对于传统的新闻教育和学科当中的职业化倾向始终心存疑虑,例如,哈佛大学就曾经拒绝了普利策捐赠新闻学院的提议。而传播学者的学术方法和使用的社会科学的语言就往往能够得到学校管理者所理解和认同。但在中国,新闻学由于中国现实国情、自身发展,已经形成了为社会所认同的学术体系和学术规范,新闻学的理论研究已经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因而在中国并不会出现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大规模论争。事实上反倒是传播学如何摆脱对于新闻学的依附地位,才是我们要解放思想来讨论的问题。随着传播学不断发展壮大,它正在自成体系,“新闻与传播这样的框架已经无法适应传播学日益壮硕的身躯。”[4]

  二、回顾中国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发展历程也正是结构功能主义和大众传播理论在中国传播学界的盛行的历程,这是与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依附有直接联系的

  ……(此处有删节)

  如果将现有传播学按内容来分类,通常可以分为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等学科。如果按照学派划分的话,往往将其划分为结构功能学派、批判学派与文化研究三个学派。从整个国际传播学界来看,目前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三个学派有着三种传播研究范式与之相对应,即社会科学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以及诠释研究范式。这三种传播学派当然在本体论与认识论上都存在着差别。蔡骐就认为“它们的差别首先来源于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社会科学想仿效自然科学,因此主张价值中立,认为学者必须不带个人偏见地去揭示纯粹的客观规律;而人文学者认为价值中立是无法真正做到的,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导向不仅是可以的,而且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如果说社会科学主要是想揭示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那么人文科学的价值关怀已经让研究工作还带有了一点揭示社会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前者在传播研究中直接产生了传播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强调客观,强调实证,强调规律性;而后者在传播研究中又可以分为两支,在具有价值导向的前提下,一派强调理解,这带来了传播的诠释研究范式;另一派强调批判,这带来了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5]传播学作为舶来品,而且本身就存在着三种各具特色的学派、研究范式和内容。 面对它们,我们如何选择、如何借鉴就不但与中国社会自身历史语境相关,而且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身知识结构有着密切联系。从理论上讲,在中国不管是老一代学者还是新一代学者,在所接受的教育中,马克思主义都会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有着马克思所代表的批判传统的批判学派以及具有马克思主义左派倾向的文化研究学派对于这些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会与传播的批判研究范式和诠释研究范式产生一种天生的血缘上的亲切感,这将使得他们非常容易接受并发展这种研究范式。

  但回顾传播学发展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却发现“在较长的时期内,所谓传播学研究,是指经验-功能主义学派的传播学,还有部分维纳、申农的控制论、信息论等等。”[6]的事实。在引进传播学译著方面,涉及结构功能学派和大众传播理论的著作占有了绝对优势的地位,“我们发现有关大众传播的译著占绝对优势,在1984-1992年阶段超过总数的一半,1997-2003期间则为总译著的39%。”[7]随着传播学中国化、本土化的不断深入,不管从译著还是研究成果来看,结构功能学派和大众传播理论都在中国传播学界成为了事实上的主流。

  这个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自施拉姆1982年访华,直接推动了我国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美国传播学成为了我们首先借鉴的目标,而结构功能主义定量研究对于我国学术传统来说,更是一个崭新可以开拓的领域,能够避免传统定性研究中容易陷入概念游戏的弊病;另一方面也不乏是因为我国新闻改革的进行,需要传播学为其发展的进程和效果进行分析,提供数据,预测动向。这种实用主义的倾向直接导致传播学在其研究过程中的实证主义倾向。有需要就有满足,新闻领域改革的需要为研究者更快获得学术成果提供了可能,而结构功能主义定量研究就成为传播学研究者的主要武器。

  三、当前存在的问题与反思

  首先,我国传播学的译著和著作出版连年高涨,也涉及到了传播学的各个领域,但研究的主要话题仍然集中于大众传播领域,对于传其他领域的关注仍然不足。传播学作为一门与新闻学并列的二级学科,有着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适应信息时代,必然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大趋势,如何权衡“学”与“术”的分量,成为我国传播学急需考虑的问题,不能为服务而服务了。研究应尽快转入自身体系建构等方面,不能受过多实用功能目的的影响。

  其次,结构主义功能学派研究方法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已经得到普及。在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了全国第一次通过计算机、使用SPSS社会科学软件包来处理受众调查的调查数据。到前些年已经是普通研究生论文、传媒经营部门采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之一了。但也造成实证主义调查的泛滥,调查研究越来越细密,越来越实用化,为某个具体的目的服务的倾向愈发严重。而在学术上却没有产出一个像样的成体系的理论。客观上造成了其他基本研究方法的相对萎缩。在传播学研究中应兼顾其他方式和方法。(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注释:

  [1][3]罗杰斯:《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第501页,第36页。

  [2][6]陈力丹:《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国际新闻界》,2005年5月

  [4]阮志孝:《大陆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四期

  [5]蔡骐:《传播研究范式与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国际新闻界》,2005年4月

  [7]黄旦、丁未:《传播学科知识地图的绘制和建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传播学译著的回顾》,《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

  (本文为摘要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