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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传播研究的过去与现在:新世纪的趋向与议题

作者: 杨瑞明 发布时间:2010-09-27 14:16:00 来源: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人们在战争的废墟上重拾和平的梦想、在贫困的土地上获得自由的呼吸,一条试图把人类引向幸福生活的道路,重新唤起了人们振作精神、追寻美好未来的信念。这条绵延漫长、崎岖不平的道路就是“发展”。

  半个多世纪以来,“发展”之路是人们为实现社会理想而付诸实践与探索的历程,“发展”之路也是历史更迭与社会变迁中人类社会思想不断演变的过程。

  源于生物学概念的“发展”,其本义是指生物个体从小到大,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成长过程,或指自然界的演化、生物界的进化。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发展”一词广泛出现在社会科学与大众媒介中,并代表了现代社会的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但不同历史阶段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影响着国家与政府对于社会发展目标与发展模式的不同选择,进而将人们导向不同的发展道路。

  随着人们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发展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展。但人们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发展”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地发展”,不同的发展思想有不同解读。迄今为止,发展思想的演变已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现代化理论、综合发展观和以人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观。正如上个世纪法国学者M.A.西纳索所说的:“发展这个概念反映了我们时代一个重要的自相矛盾的事实:向往进步但又对其后果心存疑虑;对整个发展问题的看法同时是就是理解现实和现时代的钥匙,反过来,这种看法又一种批判的建设性的方式反映着一种对现时代的合理认识中萌生的要求。它在人类于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所面对的惨淡前景中向我们投以的一线光明,或者说它象征着一种未来模式的最初收获……”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发展研究的繁荣,相继形成了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哲学等社会科学分枝学科。在这些理论思潮的影响下,传播学也出现了一个以发展为核心议题的研究领域——发展传播理论。早期传播学者们对于如何利用大众媒介与传播策略改善人类生存与发展状况的思索,及其创建的发展传播研究的“范式”,以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洞见,为人们提供了来自传播视角的发展战略构想。

  虽然传播具有与人类文明一样悠久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人们已经注意到传播与传播媒介在社会变迁中的功能与作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人们才真正察觉到大众媒介对社会变迁的强大威力,在早期行为科学的影响下,对于个体和团体态度改变的研究使传播学运应而生,为后来发展传播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到20世纪中叶之前,传播的因素却一直没有出现在人们关于发展的思考或研究者的视野中。发现传播在社会转型中的功能与角色,是早期发展传播学最主要贡献。他们对于传播在社会发展中的角色的认识,来自于发展研究中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现代化理论。

  早期发展传播研究接受了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在传统与现代的框架下建构发展传播理论。所有早期传播学者都几乎从个人与社会结构的内因寻找不发展的根源,传统因素被当作现代化即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的阻力。早期的发展传播理论主要集中于几个问题的探索:1)发展是如何构成的;2)什么策略可以促进发展;3)传播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与大众媒介的角色,包括传播在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和大众媒介对人的作用。

  今天看来,早期的发展传播理论关注于个人态度与行为,以及对新技术的接受的效果的研究,受到行为主义与功能主义的西方传统文化与哲学思想的影响,其渊源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斯多德的人文思想。在这样的哲学框架下的发展研究,必然忽视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并且总陷于与发展目标的相互矛盾之中。

  随之,对传播与国家发展理论的深入探究和不断反思,使那些具有批判精神的传播研究者,把敏锐的目光投向国际传播的“信息垄断”与第三世界所面临的西方传媒的“文化入侵” 现象。他们承袭了“依附理论”的批判性思维,从再认识“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角度,以国家主权为核心,在全球经济与信息传播的结构中探讨媒介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由此,出现了以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为代表的对于传播与发展问题的延续思考的批判性思想——“媒介帝国主义”理论。

  此后,在21世纪到来之前的20多年(1970—1990)中,传播学研究者们继续对发展传播的方向与未来进行不断深入的探讨和理论的建树。1970年代后,社会实践所面临的现代化问题的困惑,以及相应的现代化或发展理论的不断演变,使学者们强烈意识到了理论与实际的无法摆脱的联系关系。发展理论的批判学者们由此转向了对实践研究的注重。他们摒弃了主客观分离的两分法,而把行动—反映联系一起,把现实作为变迁的、与行动不可分的过程。这样的理论取向的转变,拒绝了早期发展理论的把发展作为单向强迫的行为方式,从而把学术思想更直接与实践相联系。

  这样的转向,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哲学框架研究传播与发展的关系,即以对话为方法提供了一个面向传播实践的途径。由此,与早期发展传播研究主导的信息扩散模式完全相反,这时期发展传播理论所倡导的对话性传播,为实现社会的转型重建了一个理论空间。对话性传播强调研究与实践者寻求体验、理解,与其他力量共同推动现实的创建与行动方案,通过建构或解构现实的批判性对话,促使发展合作者们为达到对问题与需求的相互认同,以及通过“文化综合”获得行动指南的过程。

  “对话”思想的出现,是发展语境中的人性化的传播选择。这样的人性化拒绝了对人的边缘化与压迫化,因为人们对自己及对世界的感觉是在与他者的相互行动中产生的。同时,“对话”不能被操纵,也不能被强加规范,“对话”是面对不断转变中的现实。“对话”理论的引入,推动了学者们把发展传播研究的焦点从对状态(态度)与实体(媒介)的关注转向了传播与发展的过程。

  起源于回应社会发展问题的战略性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历程的发展传播学,从大众媒介、传播技术的应用对个人、乃至国家发展与社会变迁的效果与功能研究,不断转向了更宽泛的传播与社会发展的研究视野。跨入新世纪,发展传播研究领域关切的两个核心问题是:“传播与发展语境”及“传播发展制度如何介入或干预社会变迁”。发展传播的研究者们试图通过对发展语境的分析,透视传播如何介入发展及其相关的解决方案,以及一定社会环境下的发展制度的选择与构建,如何决定一定群体的传播意识形态的生产等。

  由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传播研究的主要议题集中于:一,传播发展问题;二,信息传播新技术与社会变迁;3,社会运动与传播;三,传播与可持续发展及其相关问题。具体体现为以下一些主要关注的领域:

  1.全球化与传播

  全球化使社会各个层面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传播始终如同经济、政治、科技一样,是改变人类社会乃至推动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发展传播研究者尤其关注:正在超越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发展势头而迅速崛起的传播全球化的力量,如何世界政治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在探析全球化发展历史过程中传播的作用与力量的基础上,发展传播聚焦于传播全球化语境下社会变迁的目标与传播发展战略、传播与社会冲突问题的解决等,以及发展中国家日益卷入全球化后传播文化面临的严峻挑战。

  2.公共媒介的私有化问题:

  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重构,自由化与市场解禁的同时,带来公共传播业的私有化,以及报纸、出版、广播、电信服务等互相渗透与融合对传播领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发展传播的研究关注于这一过程与市场的介入与评估社会效果。于是,从公共政策研究的视角,评估影响传播的不同行为方式,尤其是政府行为与国家行为,以及国家政府体制的权力结构、经济和社会机制、社会文化和相应的社会资源配置状况等,如何影响传播政策的决策过程,及对于作为公共决策后果的传播政策对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效用与影响的考察,成为新世纪以来发展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

  3.信息化与社会变迁:

  对信息技术使用的研究是发展传播研究的历史传统。今天人们大多认为信息新技术可能促进一个更民主化、参与性的社会的构建,有利于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但“数字鸿沟问题”技术的使用与获得使用的潜力受到了限制。发展传播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产业或个人的信息技术使用问题,而是人们如何在一定社会发展制度下置身于社会变迁的问题,应利用适合的技术使人们(被边缘化上午群体)融合到全球市场,从而有利于全球发展与本地利益;同时,信息技术的使用也意味着人权与平等。

  跨入21世纪,信息与传播问题成为了“全球治理”的重要领域,联合国把建立一个信息化的包容性社会(Social Inclusion)列为人类新千年发展的主要目标,信息与传播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发展问题的中心议题之一。传播全球化在加剧,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但今天发展传播的解决方案不是寻求从上到下的,也不企图不断鼓动建立新的国际传播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