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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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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传播对风险感知的影响:以转基因食品为个案

作者: 崔波 马志浩 发布时间:2014-06-09 15:43:34 来源:《新闻与传播研究》杂志
内容提要 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的分析,选择转基因食品安全这一议题,对被认为可能是社会风险放大站的人际传播渠道与风险议题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1)转基因食品的讨论频率和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对个体感知转基因食品的风险和收益有着显著影响;2)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能够调节讨论频率对风险感知和收益感知的效果;3)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能够调节个体最近讨论的一致性对收益感知的效果。虽然风险与收益的感知受到多方面的调节,但从整体上看,人际传播能够增强个体的风险感知,降低收益感知。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人际传播可起到风险的放大器作用。

  关键词 人际讨论 风险传播 风险的社会放大

  一、引言

  
从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学者卡斯帕森(Kasperson)等人曾将风险的技术评估、风险感知和风险相关行为的心理学、社会学研究以及文化视角系统地联系起来,创立了“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SARF)”,试图解释“为什么有些相对较小的风险或风险事件,却会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并对社会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该理论从建构主义层面描述风险放大的社会系统,巧妙地结合了社会风险扩散的主观与客观要素、微观与宏观环境变量,对危机风险放大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为研究社会风险的放大奠定了很好的起点,因此在国外的社会科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

  ……(此处有删节)

  (一)SARF与风险传播

  从google scholar检索的情况来看,本世纪国外基于“风险的社会放大”的风险传播研究有700余部(篇)论著和论文,而国内仅仅有13篇论文,利用这一框架探讨相关的风险传播问题尚未深入展开,仅局限于方法论的梳理和“SARF”之于媒介素养诉求方面的研究,对于各种传播形式的研究仍是空白。目前国外这一框架应用于风险传播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主题:

  第一,对“风险信号”与“信息流”的再认识。在风险传播研究者看来,风险信号被定义为“有关影响人们对风险的严重性或可控性的认知的一种灾难或者灾害事件的信息”(Kasperson, 1988),[2] 信息流在风险的放大者中间,是由人际沟通,而不是像在大众传播媒介那样一样经由第三者的信息传播驱动的(Vlek, 1996)。[3]

  第二,风险传播中媒介和受众关系的研究。大量的风险传播研究成果显示,海量的媒体报道影响了公众对于事件严重性的认知以及社会团体和机构的政治议程(Mazur, 2006),[4]无论是媒体提供警示性信息还是安抚性信息,都折射出社会对风险信息所引发的讨论和认知(Wilkins & Patterson,1987)。[5] 受众对风险的体验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伤害的经历,而且也是受众群体或个体学习获取或解读风险信息的过程,这些解读为如何选择、定制和解释风险信息提供依据(Renn, Burns, Kasperson & Slovic, 1992)。[6] 风险媒体报道与受众认知、风险放大过程非常复杂,构成风险放大过程的因素呈现紧密联系、高度互动态势(Pidgeon, Henwood & Maguire,1996)。[7]

  第三,有关风险的新闻的社会放大动力源的探究。研究者普遍认识到社会的信任问题是探究风险新闻的社会放大动力的首要因素。如果对媒介报道不信任,受众将会强化对风险的感知程度、对风险信号的反应和主观意识的不可接受性,并减少以控制风险为目标的激进行为(Flynn,Slovic, Mertz & Paul,1992)。[8]

  就风险传播中的媒介形态而言,国外研究者有比较多的纸质媒体风险研究的积累。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研究者对于视频新闻的风险放大机制的研究也有所增加,例如,以英国学者默多克为首的研究者就开展过电视频道对诸如转基因食品、铁路撞车事故等特定话题的风险新闻报道的定性研究,通过小组讨论开展受众对风险议题的反应和理解的相关研究(Murdock, Petts & Horlick-Jones, 2003)。[9]

  可以看出,“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应用于风险传播的研究,学者更多地关注大众传媒对于风险信息的放大或弱化的分析,相比之下,人际传播对风险信息作用却少有研究。一方面,虽然人际传播在风险传播的研究重视不够,但是在政治传播、科学传播、社会心理学等几个社会科学的领域,并不乏有关感知和认知等变量的人际研究。上世纪40-50年代,政治学家、社会心理学家对人际传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有力地挑战了当时盛行一时的魔弹论。如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和卡兹等人做的“伊里调查”,发现大众传播并没有力量左右人们的态度,决定选民投票意向的还有其他众多的因素,从而提出了两级传播”的观点,认为大众传播只有通过“意见领袖”的中介作用才能发挥影响。霍夫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心理实验方法引入到美军宣传效果的研究中,发现信息本身的说服力、受众的文化程度、传播技巧是影响人际传播的主要因素。这些领域的研究不仅启发我们思考诸如“以大众为中介的传播”、“人际讨论”、“对新传播技术的感知”等社会动力学因素,而且促使我们就人际传播在风险放大和减弱所起的中介作用做出具体的预测。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传播削弱了主流的大众媒体的传播效果。有不少学者认为,认为网络传播是一种兼容化的传播形式,它整合大众传播与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的特点于一身,因此我们初步可以判定为网络是风险放大的主要社会与技术结合的平台。根据2013年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止到2012年12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5.64亿,全年共计新增网民509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较2011年底提升3.8个百分点。从互联网的应用来看,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较2011年底增长了5873万,相当一部分用户访问和发送微博的行为发生在手机终端上,截至2012年底手机微博用户规模达到2.02亿,即高达65.6%的微博用户使用手机终端访问微博;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数量为3.72亿人;使用社交网站的用户规模为2.75亿人。[10] 在风险研究中,我们必须给予人际传播以足够的重视,来探寻其作用与效果。

  (二)风险语境中人际传播的三个维度

  在有限的与大众传播相关的人际传播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关注了一些关键性的变量,如果把这些变量植入到风险语境下,那么探讨人际传播的潜在作用是非常必要的。这其中,有学者提出理解人际讨论要达成的五个目的,描述和解释(inform and explain)、论证和劝说(argue and persuade)、提供情绪化的支持(provide emotional support)、讲述故事(tell stories)和解释信息(interpret information)。[11] 西方民主理论强调,在风险传播中要发挥全方位信息和说服力信息的功能,在社会层面上尤其要关注舆论和决策两者之间的联系。这对风险语境中由大众媒体发挥放大功能的信息传播机制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人际传播是风险语境下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

  固然,在人际传播中并非同时存在这五个变量,但是这五个变量中映射出一些重要的人际传播维度,安德鲁·R·宾德(Andrew R. Binder, 2011)等人认为有三个重要的维度是不可忽视的,即语境、频次和效价。[12] 但是,当把这三个维度引入到人际传播的社会动力学因素之前,需要对这三个维度进行甄别。

  第一,就人际传播的语境这一维度而言,研究政治传播的学者区分了目标导向的讨论、充分交流的讨论和随意谈话之间的差异,并认为协商社会所做出的决定主要依赖于目标导向的讨论和充分交流的讨论。这两个概念的区分和特定议题的重要性、公民目标导向的讨论对于决策作用在一系列研究中被证实(Scheufele, 2000),[13]而这种效果可能来源于个体自身对议题的导向需求,即人们在不同水平的相关性与不确定性下对议题的感知有所不同(Weaver, 1977)。[14] 这说明在研究过程中,对特定议题进行语境上的判别非常必要。这些特定议题有一个特征,即它们往往是个体可以讨论且已经开始讨论的议题,并且议题本身对于人们理解这些讨论后所产生的效果至关重要(Binder)。[15]

  第二,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在大多数语境下,媒介接触频率会影响个体的认知与态度,虽然并非所有的媒介接触行为均会产生效果,但这一维度毋庸置疑已成为了讨论的重要环节。尤其就人际传播的讨论而言,除了人际传播中讨论语境外,传播量也有可能对个体风险认知产生一定影响。在这些研究中,这其中媒介接触时间、人际讨论的频率被看作是关键变量。

  第三,德国学者诺依曼(Noelle-Neumann)在1974年认为个体会出于被隔离的恐惧和对舆论气候的预判而选择是否表达自己的意见,并提出了沉默的螺旋理论。[16] 这一观点在后续的相关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证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对舆论气候的预判在很多情况下取决于讨论的一致性 (Scheufele & Shanahan, 2001)。[17] 尤其在个体保持中等或低等态度确定的时候 (Matthes, Morrison & Schemer, 2010)。[18]这一讨论效果被称为“效价”。我们引入人际传播的效价这一维度,原因在于讨论频率并不足以揭示人们关于此类议题谈论内容的实质。所以我们关注的是:如果某人最近讨论了与风险相关的议题,那么与他讨论的人关心这一议题程度如何?讨论效果在多大程度上对风险议题评估施加影响?

  二、研究问题与假设

  
基于以上人际传播的三个维度的甄别,认为这三个维度引入到风险传播语境下,对研究人际的风险放大有意义。事实上,安德鲁·R·宾德等人已经就生物研究设施这一议题的人际风险的放大做了研究。通过与其研究相对照,找出转基因食品议题采取这种这三个重要维度的可行性。

  (一)语境的研判

  安德鲁·R·宾德等人选择的分析的议题是五个美国社区将成为新生物研究设备安装选址地点,这些地点被用来做具有传染性的外来动物病原体的研究,通常这些被研究的动物患有致命疾病,如口蹄病和非洲猪瘟。对于这项具有风险且具有内在价值的项目,五个社区的民众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可见这一议题同时具有风险和受益两个方面。

  与安德鲁·R·宾德所做的议题相似的是,中国对转基因食品的争论,伴随着舆论环境的改善而日益深入。但是也有两点不同,由于转基因食品涉及到食用者的安全,大众媒体对此的报道较为慎重,而民众对此的讨论更胜于美国对新生物研究设备在社区安装的讨论。这是因为转基因食品讨论在中国有着更深层的背景:第一,中国为了解决十三亿人吃饭问题,开始引入转基因食品。2009年11月27日,农业部批准了“华恢1号”、“Bt汕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一种BVLA430101转基因玉米的安全证书,两个产品分别限在湖北省和山东省生产应用。这是中国首次为转基因水稻颁发安全证书,也是全球首次为转基因主粮发放安全证书。中国于2000年8月8日签署了《国际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国务院于2005年4月27日批准了该议定书,中国正式成为缔约方。议定书的目标是保证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的安全性,尽量减少其潜在的对生物多样性和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损害,在缺乏足够科学依据的情况下,可对他国试图入境的转基因生物及产品采取严格的限制与禁入措施。该公约的第23条规定,对转基因生物要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增加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应在决策过程中征求公众意见,向公众通报结果。但是,关于我们13亿人民主粮的水稻进行转基因商业化生产,农业部尚未向公众征求意见。第二,政府原先对信息管理的独占遭遇了双重“洗礼”,一方面,新媒介提升了信息传输的效率:它支持点对点和互动性的传播,改善了政民沟通并创造了资源共享。另一方面,由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政治共识出现危机,导致政府主导的大众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新闻报道不会受到民众应用的重视,他们或是采取怀疑的态度,或者反向解读大众媒体的报道。而对转基因食品安全的讨论也随着这些新闻报道的出炉在网络社区讨论热烈。

  综上分析,在中国的转基因食品风险讨论是比较典型的人际讨论介入风险传播案例,可我们探求在“风险的社会放大框架”下研究人际传播对风险事件的作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语境。

  (二)讨论频次与风险感知

  在涉及人际讨论频次对风险感知的净影响的研究方面,我们关心的重点与以往的一些有关科技事件的态度效果讨论有一个共同点,即人际讨论频次对讨论某一议题产生不同态度有着直接的影响(Binder, Dalrymple, Brossard & Scheufele, 2009)。[19] 但是这些研究似乎并没有解决“讨论频次对个体层面感知风险的相对影响”和“讨论频次对社会层面感知风险的相对影响”这两个相关又对立的层面的矛盾,因为对于转基因食品来说,个体层面的感知和社会层面的感知对风险的放大产生的影响是相对的。

  社会心理学的大量研究探索了小群体做出决定的各种情境,提出了“解释”和“劝服”这两种人际传播方式作用于个体的特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解释了群体极化现象——小群体做出的决定所持有的立场比群体成员在初始阶段做出决定时所持有的立场更为极端,具体体现在个体思想和重复表达这两个方面。因此,从未加入群体到加入群体后的平均个体态度的转化,可以部分地看作是个体参与对某一话题讨论后所发生的变化,会增加成员对事物表达的态度的次数,进而强化他们初始的立场。

  在风险放大或减弱的语境下,这样的过程可以理解为:个体越频繁地参与某一议题的讨论,那么个体自身的初始态度越会得到强化(或支持,或反对),并且对风险事物的风险感知有影响。这其中个体的态度可能起到了调节作用,所以,根据以上描述,我们提出下列假设:

  假设1: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调节了讨论频次和对风险感知的关系。

  (三)效价与风险感知

  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应该期待效价对风险事物的评估施加直接的影响,尽管直接的讨论可能对舆论气候的感知有直接的、因果的影响 (Scheufele, D.A., Shanahan, J. & Lee, E.,2001),[20] 反过来可能会影响某个人对风险事物的风险感知,尽管在深层的理论机制中还包括对类理性讨论群体的自我选择、对舆论气候影响的自我选择,这些变量与风险事物的讨论和评估有着一定的关联。

  讨论效价与对风险事物的评估可能有着直接的关联,但是这种关联也有可能是以潜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要视效价如何作用于相应个体的整体态度而定。在探索这种可能性时,依据科学传播研究的路径,我们必须关注“讨论的一致性”这一重要的变量。在科学传播中, 人们探讨“讨论的一致性”时,主要表现在“讨论的一致性”对知识获得效果的影响上。讨论可以促进信息搜集和整理(Eveland, 2004),[21]尽管讨论网络中的不同意见表达可能会妨碍知识获得(Feldman & Price, 2008)。[22] 关于受众态度,研究的结果呈现多样化:讨论可能导致矛盾态度(Feldman & Price, 2008) [23] 而同类讨论可能极化态度(Binder, 2009)。[24] 所有这些研究主题关心的是,讨论中个体之间分歧的产生或者消除,可能不同程度上影响认知的复杂性和对给定话题的思考。同样地,我们可能认为个体自身的态度会跟他最近在最近讨论中遇到的意见领袖发生作用(换言之,保持一致或者不一致)。比如,某个议题的支持者,与另一个支持者讨论,可能对风险的感知要少于在相反情境下(与他持反对意见的人谈论相同话题)的几率。根据这样的推断,我们提出了第二条假设:

  假设2: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调节个体最近讨论的一致性和个体对风险感知的关系。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转基因食品确实存在很大的舆论争议,在中国主流媒体选择性报道的策略下,人们较少接触来自传统主流媒体的直接负面报道,而更多的是听到“辟谣”的声音。我们认为,人们在讨论该议题的时候除了对风险的感知,亦可能因转基因食品的优点而产生收益感知。所以,我们将以上两个 假设拆分如下:

  假设1a: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调节了讨论频次和对风险感知的关系。

  假设1b: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调节了讨论频次和对收益感知的关系。

  假设2a: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调节个体最近讨论的一致性和个体对风险感知的关系。

  假设2b: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调节个体最近讨论的一致性和个体对收益感知的关系。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

  我们通过网页问卷的方法就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进行网络舆论调查。2012年10月13日至2012年10月15日使用问卷星(http://www.sojump.com/)问卷调查网站进行数据收集,通过邮件、社交网站邀请非随机样本进行问卷填答。共采集到样本494份。经过人工排查,将人口学变量(生日、居住地)缺失(含非正常作答)样本,来自境外、港、澳、台样本等样本判做无效问卷 ,得到有效问卷408份。根据样本来源的地理位置,样本的基本分布情况:东北地区3.2%,华北地区20.6%,华东地区42.9%,华南地区9.6%,华中地区9.1%,西北地区2.2%,西南地区12.5%。

  (二)研究步骤与方法

  首先,为了控制因为地区差异对因变量造成的潜在影响。通过建立四个样本地理分布的虚拟变量来进行操作:东北华北地区(23.8%),华东地区(42.9%),华南地区(9.6%),华中地区(9.1%),西北西南地区(14.7%)在回归分析中作为参照类别。

  人口学变量的测量中,我们通过用调查结束日期和询问样本的生日来计算回答者的年龄(M=29.44,SD=9.969),被调查者的性别(女性占到了51.7%),以及教育程度(通过询问获得学历的水平进行测量)。由于被调查者的学历分布较为集中,所以将得到的结果合并成专科及专科以下(20.3%)、本科(57.4%)、硕士研究生及以上(22.3%)。

  同时,我们还控制了关于个体倾向的一些变量:a.使用“你对自己的未来是否有信心”(1=没有任何信心,5=充满信心)和“你对自己的生活状态是否满意”(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两个项目的均值作为个体生活态度的测量(M=3.63,SD=0.852,r=0.541,p<0.001);b.用“你是否关注饮食对自己身体健康的长期影响?”(1=从未关注,5=非常关注)一个项目来作为个体饮食素养的测量(M=4.19,SD=0.903);c.用“与同龄人相比,你觉得自己的健康状况如何”(1=非常差,5=非常好)一个项目作为个体健康自评的测量(M=3.59,SD=0.833),d.用“对自己的人际关系是否满意”(1=非常不满意,5=非常满意)一个项目作为个体人际关系的测量(M=3.70,SD=0.899);e.用“过去的四个周中,你是否生过病或受过伤?是否有慢性病或急性病?(只要四者中有一个是便此题选有过)”一个项目作为既往病史的测量(有过病史的被调查者比例为37.5%)。

  对频次维度的测量,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体对媒介新闻关注的情况:使用“对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法规的电视新闻报道,你的关注程度是”、“对于地方事务和地方法规的电视新闻报道,你的关注程度”、“对于国家政府和国家法规的报纸新闻(包括印刷/网络)报道,你的关注程度”、“对于地方事务和地方政府的报纸新闻(包括印刷/网络)报道,你的关注程度”(1=从未关注,5=非常关注)四个项目的平均值来测量个体对公共事务新闻的关注情况(M=3.23,SD=0.912;Cronbach’s alpha=0.859);使用“对于转基因食品的电视新闻报道,你的关注程度”、“ 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报纸新闻(包括印刷/网络)报道,你的关注程度”(1=从未关注,5=非常关注)两个项目的平均值来测量个体对转基因食品新闻的关注情况(M=3.36,SD=1.273,r=0.865,p<0.001)。

  其次,对人际讨论频次的测量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用“你与他人讨论地方问题的频次”、“你与他人讨论国家问题的频次”(1=从未讨论,5=经常讨论)两个项目来测量个体对公共事务讨论的频次(M=3.44,SD=0.897,r=0.512,p<0.001)。用“你与他人讨论转基因食品的频次” (1=从未讨论,5=经常讨论)一个项目来测量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讨论频次(M=2.74,SD=1.325)。

  对讨论效价,即最近讨论的一致性的测量使用“如果你与他人讨论过转基因食品,那么你最后一次讨论是和谁进行的?”来询问被调查者,三个选项分别为“赞同、支持转基因食品的人”(11.8%)、“反对或对转基因食品持有疑虑的人”(58.1%)、“我没和他人讨论过转基因食品”(30.1%),在回归方程中,分别将这三个选项赋值为1(赞同),-1(反对),0(中立)。

  为了检测研究中对调节效果的假设,使用“对于转基因食品,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你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1=非常反对,2=非常支持)来测量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M=2.34,SD=1.181)。

  对因变量两个维度的测量,分别使用四个不同的项目来进行操作,其中,1)风险感知(M=3.63,SD=0.992):“转基因食品会造成基因污染,给生态环境造成难以预料的危险”、“转基因食品含有毒素,食用后可能会产生疾病”、“转基因食品会造成营养结构混乱,不利于人体的生长发育”、“转基因食品可能会被社会黑暗势力(如恐怖分子)利用,制造基因武器进行恐怖活动”(1=很不同意,5=非常同意),四个项目的均值来进行测量,这四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0.826。2)收益感知(M=2.71,SD=1.105):“转基因食品能够增加人体所需营养,对身体健康有益”、“转基因食品能够解决粮食短缺问题,对改善饥饿地区人们的生活有很大帮助”、“转基因食品能够减少农药使用量,有效降低农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转基因食品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效率,促进农业科技行业发展、促进社会经济增长” (1=很不同意,5=非常同意),四个项目的均值来进行测量,这四个项目的Cronbach’s alpha=0.905。

  (三)分析框架

  我们采用最小二乘法(OLS)对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首先,每一部分的自变量根据假设的因果顺序依次进入方程(比如,首先进入方程的就是控制本地区的虚拟变量,然后是人口统计变量、个体倾向变量等)。最后的一个部分是将风险或收益感知作为一个单变量进入方程,该变量可以控制风险感知和收益感知之前的关系。这种按照部分依次进入方程的方法允许我们可以去评估那些被作为预测因子进入的变量的方差。考虑到自变量之间可能存在高度相关,我们在表中采用Before-Entry系数,以便于估计每一个变量的主效应。

  其次,因为我们的假设关注的是人际讨论和个体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两个维度的交互效应,进而讨论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整体态度对转基因食品风险和收益感知的调节作用,所以该部分使用了双向交互方法。为避免交互项与自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分析中,我们仅将每一个交互项分别进入到回归方程中。

  四、数据分析

  在报告假设检验的结果之前,首先提供了控制变量主效应的文本(见表1)。

  (一)主效应

  虽然该部分并非我们所讨论的重点,同时数据结果也基本与常识相一致,但我们仍有必要将结果进行展示。总体来看,在最终的两个模型中,个体经济状况变量是能够显著影响到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收益感知的,并且这种影响均是消极的,即个体的经济状况越好,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收益感知越低。年龄对收益感知的影响是消极的,即年龄越大,对转基因食品带来的收益感知越低。生活态度变量对风险感知的影响是消极的,即生活态度越乐观,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越低。对转基因食品的讨论频次和个体态度两个变量对风险/收益感知的影响是相反的,即讨论频次越高,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越高、收益感知越低,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越支持,风险感知越低,收益感知越高。风险/收益感知的系数说明,风险感知越高的人,收益感知越低,反之亦然。

  ……(此处有删节)

  
从Before-Entry系数上看,相对于西北西南地区的被调查者,东北华北地区、华中地区的被调查者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要高、收益感知要低。年龄越高,风险感知越高,收益感知越低。饮食素养越高,风险感知越高,收益感知越低。对转基因新闻越关注,风险感知越高,收益感知越低。

  (二)交互效应

  对交互效应的检验见表2。

  ……(此处有删节)

  
通过表2的数据可以看出:假设1a、假设1b和假设2b得到证实,假设2a未获得数据上的支持。为了进一步解释被支持的调节效果。我们通过图形的方式进行展现。

  通过图2可以看出,对转基因食品的持反对态度的被调查者,讨论频次越高,风险感知就越大,且持反对态度的个体的风险感知要明显高于态度中立和持支持态度的个体。持中立态度和支持态度的个体在中等程度的人际讨论下风险感知会降低,持支持态度的人尤为明显,而随着讨论的进一步增强,持中立态度的个体的风险感知明显上升,持支持态度的个体的风险感知也会上升,但不会太明显。总体来说,较多的讨论均会增加个体的风险感知,且对转基因食品持反对态度的人随讨论频次的增加,其风险感知增加的程度最大。

  ……(此处有删节)

  
通过图3可以看出,随着人际讨论的增多,个体对转基因食品态度的收益感知均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尤以对转基因食品持反对态度的个体最为明显,而持支持态度的个体的收益感知下降并不明显,同时收益感知情况也不存在波动。中立态度的个体的下降程度也不是很大。这说明人际讨论给持支持态度的人的收益感知影响不大,而对持反对态度的人的收益感知影响最大。

  ……(此处有删节)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认为,人际讨论频次越高,对持反对态度的个体的风险/收益感知的影响越明显,对持支持态度的个体的风险/收益的影响并不明显。

  通过图4可以看出在收益感知模型中,对转基因食品持中立态度的个体,讨论效价对其收益感知的影响并不明显,但是对持支持态度的个体来说,上一次讨论的对象若是支持转基因食品的,那么他的收益感知会上升,但是对持反对态度的个体来说,若上一次讨论的对象若是持支持态度的,那么他的收益感知会大幅下降。一个有趣的发现在于,在讨论效价中立的情况下,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都会相对处于一个高的水平。

  ……(此处有删节)

  五、结论与讨论

  
就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传播中人际讨论对风险/收益感知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发现人际讨论行为是风险传播中的一个潜在的放大站:其一,这直接体现在讨论的频次会增加个体对风险的感知、降低个体对收益的感知,这种效果在个体层次上是持续的。其二,个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能够调节讨论频率对风险/收益感知的效果,这种调节效果在对转基因食品持反对态度的个体作用最明显,若将讨论频次的多少分为不同的阶段,那么在第三个即较多频率的讨论会显著放大持反对态度群体的风险感知。其三,讨论效价,即最近一次讨论一致性的调节作用亦能在收益模型中产生相似的作用效果,与态度对立的人讨论,会显著降低持反对态度的个体的收益感知,但是在风险模型中并未发现有效的支持。

  将中国转基因食品的人际放大的实证数据与安德鲁·R·宾德所做新生物研究设备安装选址五个美国社区的数据进行对照,发现语境是影响转基因食品在中国的人际放大的显著变量之一。由于中国相当长时间处于社会转型期,复杂多样的社会矛盾使得公众与政府难以就一些诸如房屋拆迁、PX项目选址、突发传染病等关系民生的风险议题达成共识,作为公众和政府之间信息沟通的桥梁之一的媒体就这些议题常常处于失语或喧哗状态(夏倩芳、叶晓华,2003)[25],导致了三者传播秩序的失衡(崔波,2009)[26]和高脆弱性的信息失衡环境。网络成为就上述议题公众寻求发言和讨论平台,从而人际讨论频次和讨论效价也逐步增大。

  (一)研究的意义与贡献

  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在如下方面获得了较大的收获:

  在理论贡献上,我们通过对转基因食品安全议题的分析,对人际传播在风险感知中一些有待于探明的影响提供了比较新颖的方法。我们的结论对过去的研究中把人际讨论看作是众多竞争性传播渠道的一个组成部分(Lehmkuhl,2008)[27] 的认识形成挑战,即人际讨论可能是影响一个群体中不同个体风险和受益感知的关键变量。在风险传播的实践中,信息的监控方不应把受众看作被动接受风险信息的人群,而应当正视他们的能动性,使其充分参与到风险信息的讨论中。政府、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要进行有效的调节,一方面防止风险信息的过渡泛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风险信息的瞒报和漏报,对信息的透明与公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研究的局限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首先,在数据处理上,我们对调节效果的讨论采用的是双向交互效果的检验方式,这些数据并不能把潜在的反向因果关系作为结果的解释。我们将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增加更多的数据来进行讨论。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我们是通过单一议题在固定时点就假设进行了讨论。这可能造成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讨论语境的结果是否可以适用于其他风险传播语境,这很明显难以得到肯定的回答,这可能造成结果在外部效度上受到质疑,未来的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增加讨论的语境,通过多议题、多情景的风险传播事件来进行分析;其二,对固定时间的数据分析可能会因为变量之间的内生关系而产生结果上的偏误,虽然这种偏误在因果关系的讨论中可能并不重要,但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二期以上的跟踪数据来进行更精确的检验。

  第三,在理论模型的设计上,在此项研究中还有一些其他人际传播维度尚未考虑进去,比如讨论网的规模和组成,因为这两个要素对政治传播的研究有着重要作用(如意见领袖的作用);再有就是意见领袖既有的态度对于讨论的影响等,这些也值得未来的研究进行关注和验证。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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