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从经验方法入手，探索性地研究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的运作实况，分析学术出版的迷局对学术进步的影响，并由此出发，扩及对学科发展的困境的思考，进而探求解脱之道。研究表明，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是两位一体的秩序共同体，学术出版的不足是制度性缺陷的一部分，学术秩序的失调影响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论文基于调研和访谈分析，详细论及了期刊运作的基本规范、期刊的区隔定位、期刊版面供给不足的问题及矛盾，提供了可能的解决方案。论文倡导问题意识、理论建构意识、方法意识俱全的学术价值观，提出了捍卫职业伦理、重建学术秩序、鼓励学术贡献、寻求新闻传播学学术生产力的解放等一系列重要议题。
本文是探索新闻传播学学术秩序的系列研究的第二篇，此前，在《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1]一文中，我分析了在本领域中“高水平期刊”的现状，并给出了它们之间的学术水平排名，特别重要的是，通过不同学科的横向比较，给出了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学术水平的总体估价。这一估价被证明是相当不乐观的:在所有24个学科的排序中，新闻与传播学学科只能列入第19位。其综合评价指标（不同于近年来CSSCI所使用的影响因子单一指标）与所有学科的总计平均值相比，竟然不足后者的二分之一。因此，就平均值而言，新闻与传播学学科期刊的发展水平距离国内所有学科的水平相差甚远。
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态势，有识之士在肯定其进步的基础上，也多会指出其“研究缺乏规范，低水平高度重复性研究盛行”、“理论问题意识不强，缺乏突破性研究典范”、“缺乏跨学科和全球的视野”等弊端。[2]面对学术评估的落后及外部学术界的尖锐批评，诸多本土学人也多在深刻自省中，2007年，学术界部分同仁在深圳召开了“三十而立：中国传播学之未来”研讨会，对学科发展不足的反思，即是会议的首要题旨。
如何科学系统的探讨学科落后的因果？如何提供解决方案？对此一宏大议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在前文中试图从期刊外部评价指标上衡量新闻传播学学科期刊水平，在本文中则试图要从期刊运行的内部查找困局的原因和解脱的可能。
长期以来，围绕着学术期刊与论文发表，新闻传播学术界与出版界有太多的疑惑与不满。期刊准入的壁垒，评估指标的暧昧，期刊定位的模糊，出版经费的不足，学科属性的杂糅，论文发表的艰难，学术规范的缺失，学术水准的不足，不正之风的盛行，此九者，皆为新闻传播学学术发展的长久之痛。就本题而言，一个国家某一专业领域的出版物学术水平，事关整个学科的风向，更事关学术是否可以不断进步，是否可以促进学术界对知识社会作出实际的贡献，可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如果要探索学科发展成败的因果关联，宏观学术环境和学者素养固然头等重要，但作为发表阵地的学术期刊水平的高低又何尝不是主因？后者所喻示的是最显明的学术秩序，当学术秩序陷入迷乱，则无异于给学科系上了沉重的翅膀。
本文研究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含出版类）部分代表性学术期刊的运作实况及对学术进步的贡献、阻滞水平，并由此出发，从学术秩序的把关人一端来探索新闻传播学学术生产力的解放的可能。
Ⅰ、本研究的设计及相关说明
研究内容及方法
对部分代表性学术期刊作小样本调查分析，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操作上，以期刊及其负责人（由于配合度的限制，也有个别刊物由普通编辑填答）为调研对象，以结构性的自填问卷为工具，辅以相关的专家意见访谈。
初期调研从2007年1月20日开始，截至2007年5月30日，补充调研从2008年2月2日开始，截至2008年4月13日。对于每一期刊，调研所考察的基础内容包括：年用稿率；编辑人数及专业水准；刊物的主观定位；编辑对论文的一般要求；审稿惯例；刊物所欣赏的本领域期刊（要求列出5种）；刊物所重视的外部评价；对有偿用稿现象的态度；对期刊发展和期刊评估的建议和意见等（参见附录：研究问卷）。对于部分开放式问题的回答如有语焉不详之处，或研究者对某处回答的细节产生新的兴趣，则以电话访谈形式作追问。特别是在本文写作的后期，研究者分析现象间的因果联系及探讨对策，亦诉诸于对调查对象的深度访谈。
其次，对于不同期刊的学术出版的规范性的深入探讨，研究者选取了最新一期的诸样本期刊作逐一判断和统计；
再次，对于诸样本期刊的发表论文的类别属性的描述，采用了定性观察和主观分析（采用主观分析的原因是研究者尚不能就目前学术出版界形形色色的“论文”的类别属性作出清晰有效的划分）。
抽样说明
由于具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有64种之多[3]，这些期刊的质量和学术水准无疑是参差不齐的。因此，在其中寻求代表性样本，意味着有多种指标和多种可能。对于样本框问题，考虑到国内新闻传播以及出版类的代表性学术期刊概念纷纭复杂，经征求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相关专家意见：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与北京高校图书馆期刊工作研究会联合编辑出版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每隔四年评定一次，简称核心期刊）、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制发布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一般每隔两年评定一次，简称CSSCI）两大系统所评定的入选期刊榜为样本框架是最为可行的[4]。而在设计本研究时，研究者注意到，CSSCI来源期刊的精选性强于核心期刊系统，其数量也更少（通常只有10-15种）、评价指标更单纯（以影响因子为主），因此它更适合作为样本的学术水平代表性的检验。研究者在具体抽样操作时，是以2004版核心期刊的26种名录为总体作判断抽样，这种路径的优点是：尽管《要目总览》对核心期刊的认定是以情报学理论为基础、通过五项指标综合评估的，但是它的主观指标和类目建构，显然兼顾了学科在各个子项目类型上的分布，新闻传播类也不例外（参见表一）。因此，作判断抽样时，可以具备对综合指标（刊物水平、专业分布、主办者分布）的兼顾；此外，26种名录的数量显然也更适合抽样。
如表一，研究者按照综合指标，判断抽取13个样本（占总体50%），后通过通讯方式得到自填问卷及访谈问卷的有效样本11个，占研究总体42%（表一中的划线部分），样本有效回收率为84%。
……
Ⅲ、样本期刊的编辑方针与学术观念
1、期刊的定位。样本期刊大多选择了理论与业务研究相结合的定位模式，不同只在于对理论和业务的侧重程度不同。本次研究中，有5家期刊是“以理论研究为主，业务研究为辅”定位，他们分别是《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当代传播》、《出版广角》和《中国图书评论》；有5家期刊是“以业务研究为主，理论研究为辅”定位，他们分别是《科技与出版》、《新闻记者》、《新闻与写作》、《新闻实践》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没有期刊选择纯理论或者纯业务的定位模式。
2、对论文的一般要求。大多数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观点都较为重视。其中《当代传播》、《新闻实践》、《出版广角》、《科技与出版》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明确表示既重视论文的选题，也重视论文的观点；《新闻记者》表示更重视论文的观点；《现代传播》、《新闻与写作》和《中国图书评论》表示，在重视论文选题和观点的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方法也要进行考察；《新闻大学》表示既重视论文的选题，也重视研究方法；《国际新闻界》自述重视“新角度，新材料，新观点”——涉及选题和观点两个方面，但强调不对所谓科学方法做刻意要求。
3、期刊审稿惯例。研究发现，有7家期刊除编辑部审稿外，还会邀请专家审稿，这7家期刊分别是《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中国图书评论》、《新闻记者》和《科技与出版》；有4家期刊只是由编辑部自己审稿，分别是《现代传播》、《新闻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和《出版广角》。《现代传播》并特别强调，因为采用三审制（编辑审稿，责任编辑审稿，编委会审稿），因此编辑部自己审稿同样可以保证科学性。
4、调查对象所欣赏的同类期刊。有9家期刊回答了此问题，有15家期刊被提名（部分期刊编辑提名期刊数未达到5种），在同类期刊中最被欣赏的是《现代传播》，被提名7次；其次是《新闻与传播研究》的6次、《国际新闻界》的4次、《新闻大学》和《中国记者》及《新闻战线》的3次。值得注意的是，被院校类期刊（本次调查三家）编辑提名所覆盖的期刊只有6家，其中被提及最多的是《现代传播》和《新闻与传播研究》（3次）。此外，在本次调研的新闻传播类样本期刊，有3家未被列入被调查的期刊同行欣赏名单：《新闻与写作》，《新闻实践》，《中国广播电视学刊》。院校类期刊的一些编辑提出，一部分优秀的集刊的水平明显高于现行的期刊。
5、期刊所重视的外部评价体系。有5家期刊对所有的评估评优体系（包括CSSCI、核心期刊以及期刊评优体系）都很重视，分别是《新闻与写作》、《新闻实践》、《新闻记者》、《科技与出版》和《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家更重视CSSCI评优体系，是《新闻大学》、《当代传播》；1家更重视期刊评优体系，是《出版广角》；还有3家表示不看重所提示的评估评优体系（包括CSSCI、核心期刊以及期刊评优体系），是《中国图书评论》、《现代传播》、《国际新闻界》，其中《现代传播》表示只重视文摘期刊的转引率（如《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
6、期刊所重视的口碑。对于学术界口碑，业界口碑和同行口碑，有7家期刊表示既重视业界口碑，也重视学术界口碑，分别是：《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新闻实践》、《新闻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图书评论》；2家表示只重视业界口碑，分别是《出版广角》、《科技与出版》；1家（《新闻大学》）表示只重视学界口碑；1家（《国际新闻界》）表示由于工作过于紧张忙碌，没时间重视口碑问题。调查说明，对于新闻传播类期刊而言，不论是学界还是业界，大部分既重视业界口碑也重视学术界口碑，而对于出版类期刊来说，在业界的口碑则更为重要一些。只重视学界口碑的期刊显然更加重视学术性的标准。
7、关于有偿用稿现象。对于现在普遍存在的有偿用稿现象，有7家期刊表态（个别期刊为编辑个人意见）“不赞成，但可以理解”，分别是《现代传播》、《当代传播》、《新闻与写作》、《新闻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中国图书评论》、《科技与出版》；有3家表态“不赞成，且要求禁绝”，分别是《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实践》和《出版广角》。而对于期刊是否存在有偿用稿现象，除了一家期刊（《科技与出版》）没有作答以外，只有3家期刊承认“有时有此现象”，其余8家均表示“从未有此现象”。
Ⅳ、期刊的学术承载能力，及论文规范化水平
本任务试图就样本期刊所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类型、基本篇幅来作简要判断，以分析期刊对学术发表的编辑方向及承载能力。表九是对目前能找到最近一期的10种期刊的情况的粗略的观察结果：
……
其中10种样本期刊2008年度最近一期所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类型、基本篇幅的情况各异，总体上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致性。从中细究，大致可以得到如下总结：
1、关于篇幅。传播学类期刊普遍篇幅较长（7000—8000字为多，《新闻大学》平均篇幅达15000），这些期刊大部分为院校主办类型；新闻业务类期刊篇幅则较短，介于2500到5000之间，这些期刊大部分为政府机构、媒介主办类型。
出版类刊物差异较大，篇幅短的平均仅为3000余字，长的如《中国图书评论》，可达11000。
2、关于理论研究的比重。院校类期刊刊载学术理论研究较多，除《现代传播》外，《当代传播》、《国际新闻界》及《新闻大学》属于学术理论研究的文章占据的比重都最大；新闻业务类（或政府机构、媒介主办类型）刊物除《新闻记者》学术理论型文章约占六分之一外，其他两份刊物的学术理论研究几乎缺席；
出版类刊物差异较大中，有两份刊物学术理论研究比重在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之间，《中国图书评论》理论研究则占大部分，以文艺理论和社会理论为主。
3、关于实务研究的比重。传播学类期刊中，除《现代传播》以实务操作研究为主体以外，其余所占刊物比重均不大，《新闻大学》甚至基本没有；新闻业务类刊物则均以“实践体会”类型文章为主，尤其是《新闻与写作》，记者报道体会（甚至连人物通讯文章都有刊载）比重很大；
出版类刊物分化较大，《科技与出版》的“实务操作研究”最多，占一半多，《中国图书评论》和《出版广角》则基本没有“实践体会”型文章。
4、实践理论相结合研究的比重。传播类刊物一般都有刊载“实践理论相结合”类型的文章（通常是从实践中提炼理性认识之作），但形式各异，从媒介经营管理到类型报道研究，不一而足；新闻类和出版类刊物则基本没有（新闻类刊物研究实践时一般只作经验总结或分析现状提出对策，鲜见理论阐释）。
5、其他内容的比重。《新闻与写作》和《出版广角》随感一类文章很多，前者形式接近党报副刊，后者与书评杂志相像。
6、论文基本规范问题。学术规范是一个范围很大的问题，在这里不能展开细究。下表从学术文献学角度简单总结了10种样本期刊在基本的论文发表格式上的表现，例如：是否有摘要、关键词说明，是否有引文注释、注释是否规范，论文是否有对相关研究主题的文献综述，经验性研究是否都有研究方法的说明等。
……
Ⅴ、关于期刊迷局、学科困境及解脱之道的讨论
如前文所述，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传播学类的学术期刊总体水准有限，距离国内学科的平均水平也相差很远，遑论与世界学术水平接轨和抗衡；与此同时，它自然也映射了学术研究本身的缺陷，因为学术研究与学术出版往往是一个两位一体的秩序共同体。反过来说，学术界对本学科发展秩序不良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出版物方面亦不能免责，而后者的指向性谬误及其影响或更加深远。
就此而言，或许少数优秀的本学科期刊处在例外状态，但是我们同时也不应忘记，新闻传播学学科期刊的领先者与其他学科领先者相比，差距反而是更加惊人的：在所有24个学科的领先者排名中，虽然“新闻传播学类”的领先者——（属于出版学的）《编辑学报》排名第10，属于中游；但是，假设“新闻学科”期刊可能在CSSCI
里独立编排类别，那么新闻传播学学科期刊排名第一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就只能排到24个学科的第22名，几乎处在所有的学科领先者的底层。[8]如此说来，任何有学术抱负、上进心和责任心的期刊，都不应该停止对于期刊的运作实况及编辑水平的自我反省。
本文试图探究整个学术界学术发表的困境，这种困境在编辑部那里，主要呈现为一系列不利因素，并最终转化为不良秩序。研究者基于上文数据分析，从以下方面作一主题归结：
1、发表论文的基本规范问题
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缺乏规范问题，例如，在最起码的层面上，学术刊物应广泛达成论文发表体例上的共识，确保单篇论文的学术要素齐全，包括文献综述、引文注释、研究设计和方法说明，这涉及到学术伦理、学术规范的大问题，也是保证学术质量的不二法门。但诸多（估算其比例或占90%以上）学术期刊对此毫无法度，特别是众多非院校类期刊，学术规范的建设是严重缺乏的。事实上，学术规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形式上的规范，而是具有学术生产的科学意义，例如，由于论文大量缺少文献综述要素，即很容易鼓励作者知识能力滞后，掩盖学者缺少与学术界的对话功能的缺陷，于是，“新瓶装旧酒”，或“旧瓶装旧酒”的假研究不断出现也就在所难免了。
自然，一份期刊（尤其是新闻界的业务讨论期刊）有权选择自己的编辑体例、编辑方针，但是，当它们被列为学者的发表阵地，列入学术评估的核心期刊榜、CSSCI榜，并与其他学术期刊同场竞技后，事情的性质就两样了。简单的结论无非两种：要么，遵守学术期刊的游戏规则（这并非是某一种学术评估体系所强制，而是学术伦理的常规）；要么，从学术发表的期刊系列里退出，当然，同时也就要从核心期刊榜、CSSCI榜里退出，而这对于期刊、对于学术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寻求变通的解决之道是当务之急。
2、期刊本身的区隔定位与类型界定问题
上述问题在本质上是期刊本身的区隔定位与类型界定问题，当然，也不可避免的与当前学术榜期刊的收录原则相关。
目前，林林总总的新闻传播学类期刊表面上处在同一个评估机制里：从在核心期刊榜、CSSCI榜里的共处，到在大学科研考核机制里的共处，再到业界人员晋升评审机制里的共处，一概如此。但是，事实上它们可以分为“院校主办类”、“政府机构主办类”和“媒体主办类”
3种，同时，又可以从旨趣上分为学术研究、业务研究两大阵营——前者的成员以院校主办类期刊为主力，后者则以政府机构主办类和媒体主办类期刊为主力。尽管旨趣明显有区别，但是绝大部分期刊都对两种方向作兼顾——样本期刊大都采用“以……为主，……为辅”的自诉，换言之，没有期刊自诉为纯理论或者纯业务的定位模式。这就带来了以下学术发表的阻滞：
·期刊兼顾学术研究、业务研究，事实上是很难做到平衡的：一方面，操作上总要有所倾斜，另一方面，混杂的格局也造成了自我认同与外部认同的混乱。
·如果在期刊兼顾学术研究、业务研究的同时，编辑部囿于知识局限（这是寻常之事）而难以兼顾二者的质量，必然出现部分期刊的学术研究缺乏学术性（进而造成读者及投稿人对学术研究严肃性的认识不足），而另一些期刊的业务研究缺少专业性（进而鼓励了无深度的对新闻业务的纸上谈兵）。
·另一种兼顾学术研究、业务研究的理解，是强调在一向研究中将学术研究、业务研究融为一体，这当然是一个好的、至少也是无可厚非的学术旨趣，但是，观察表明，这样的研究并不多见。
·从期刊界的建设格局来看，区隔定位才是常理，不同主项的运动员相互竞技容易造成评估指标的混乱、评估操作的不公平，大量的非学术论文的存在，对学术论文固然是一种不公平，而将学术研究的标准强加于非学术期刊，自也非公平之举。
·因此，长远的解决之道在于学术界、评估界、期刊界共同努力，及早完成区隔定位与类型界定问题。目前，我以为可行的破除困境的做法可以是：
各期刊应该明确和强化本身的区隔定位，规定编辑理念，及早站队，坚持排队；
·区隔定位确实有难度的期刊，可以采用一刊双版制度，例如在不同的期卷，出版不同编辑旨趣的“理论研究版”、“业务研究版”；
·学术界、尤其是高校，应对当前鱼龙混杂的核心期刊榜、CSSCI榜期刊作区别对待，相关的院系学术委员会可以就本单位的学术评估作力所能及的专业干预；
·新闻传播学术界应联合起来，督促CSSCI、核心期刊系统的主办单位应对此警醒，及时的匡正其甄选、评定方法的不足——例如它们不对期刊的规范性、论文的专业性、学术出版水准作质性的检测，即是一个明显的体系失当。宏观而言，应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学学科评议组、教育部新闻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其他类型的学术管理组织与期刊评估组织接触，并提供建设性的、科学的定性评估准则参考意见；
·这种评估准则参考意见绝非是简单将业务研究期刊排除出学术期刊榜单，而是要实事求是、具体而微地形成如何秩序改善的对策，最终则应该对以下三种差别形成认识、促进新秩序的形成：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学科差别，理论研究、业务研究的差别，学术研究、非学术研究的差别。
3、期刊版面供给不足与学术发表需求过多的矛盾问题
从样本期刊编辑自述的出版周期、发文数量和投稿数量（概数）来看，平均发稿率的估算值大约为10％。按照推算，26种新闻传播学核心期刊每年发文数量在6240篇——130000篇之间，而投稿数量则是其10倍，如果按照15种CSSCI期刊的指标，那么版面供应量估计只有区区3000篇，而它可能要面对30000篇的投稿。
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在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正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新闻传播类专业已经开始在一些理工类、师范类、财经类、政法类、农业类、体育类院校遍地开花，在一些地级城市院校，新闻传播类专业也纷纷涌现。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1994年，全国新闻学类专业点共有66个，至2006年，全国已有460多所各类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9]换言之，10多年间，新闻传播类专业点膨胀了10倍。而本次研究表明，样本期刊多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占总数8/11），只有个别期刊成立的时间为上世纪90年代。换言之，全国的核心期刊规模在10多年间保持着相对停滞的局面。这其中的巨大反差就直接导致了新闻传播学期刊版面严重供给不足与发表需求严重过多的矛盾。
描述这种版面供给的严重不足，还没有考虑到业界发表核心期刊论文的海量需求，我国新闻媒体目前的数量是：报纸约2200多种；期刊杂志8000多种；广播电台、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各约1000家。[10]超过10000种媒体的成员大多有评聘职称、发表论文的需求，如此愈演愈烈的供需冲突，导致了学术发表上的异常景观：
·期刊版面异常紧俏，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对于许多投稿人来说，发表甚至成为艰巨的公关工程，与此同时，部分期刊陶醉于炙手可热，于是长期不思进取、质量徘徊不前甚至还有所倒退；
·另一方面，由于到处存在人情稿现象，导致部分期刊内容颇有滥竽充数之感，而人情稿的来源复杂，据多位主编介绍，它们或来自本单位学术发表的“任务”，或来自“资深学者”，或来自亲戚朋友、上级领导推之不掉的情面，不一而足；
·身处卖方市场，期刊对投稿者（尤其是普通学者）的态度大多不佳，服务精神不足，在学术界，对某些编辑我慢贡高的非议时有耳闻；
·长期存在有偿用稿现象，且所涉者绝非少数。尽管大多数期刊均表示“从未有此现象”，但与此同时，大多数期刊亦表态“不赞成，但可以理解”，换言之，虽则公认有偿用稿不合学术出版伦理（在西方，入流的期刊皆无此陋习），但是有偿用稿已被默认为潜规则。这种潜规则的害处很大，有期刊主编在访谈中一针见血的指出：“如果有人说有偿用稿不影响学术质量的审查，那一定是欺人之语”。
如何从源头上遏制这种不正常的情况？研究者以为，从宏观上说，国家教育部应该树立科学发展观，不要在大学对师生盲目搞定量的学术发表业绩评估，与此同时，要制止新闻学类专业点“超常规”发展，这种“超常规”发展一方面已经造成毕业生供大于求，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学者队伍建设的严重不足，何梓华曾指出，目前许多国内新闻学类专业点“师资、教材、设备……办学条件严重不足，有的学校只有两三个教师就挂牌招生”，[11]于是，在合格的核心期刊发表合格论文，注定成为许多准学术单位和准学者不可能完成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
在访谈中，《国际新闻界》主编陈力丹教授批评说，国家当下的大学管理导向是全民搞学术，向统计数据要脸面，追求成果的数量、篇幅、规模等统计值，很少讲求以研究质量赢得学术尊重，结果反而没有产生什么超越无为而治的大学时代的学者成就的作品。
新闻界的“职称管理”亦存在类似误区，一个记者编辑只有发表了“学术论文”才能评聘职称，这样的体制毫无科学性可言，小则自欺欺人，大则误国误民。
至于在编辑部内部纠正不正之风，那也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学术期刊而言，牢记专业精神、捍卫职业伦理，以推动学术进步为唯一追求，才是具有决定性的一剂良药。
对于期刊版面供应严重不足的情况，在现有体制下，学术界可以考虑自救自立，以大量开办合乎学术出版标准的同仁学术刊物（集刊）作为弥补，我曾经在上篇文章中指出，不少新闻传播学的学术集刊其学术规范性和论文质量已超过了目前一部分有正式刊号的高水平期刊。在本次研究中，这个看法也得到了一些院校类期刊主编们的认同。对于那些长期保持优质的同仁学术刊物，以及其所刊登的学术论文，学术界应多加认同及奖助，包括在学术评估领域相互承认。[12]
4、学术出版的审稿制度问题
国际学术界的惯例是在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中采用专家审稿、匿名审稿机制，但在国内新闻传播学术界，确实有多家期刊表示，制度要求除编辑部审稿外、也邀请专家审稿。但是，在访谈中，《国际新闻界》编辑表示，通常面临没有资金和充裕的时间安排外界专家审稿的困难，只能在本院聘请博士兼职编辑工作（每期请专家审阅的论文约为4篇）；《新闻大学》编辑表示，由于条件的限制，事实上邀请专家审稿的数量也不多，而匿名评审几乎难以实施；《现代传播》亦只采用编辑部自己审稿制度。以上均为院校类素有学术口碑的期刊，评价指标也一向领先于同侪，其对于专家审稿、匿名审稿的实施尚且如此艰难，其他期刊的执行力则可以想见。
采用专家审稿，不仅仅关乎学术制度，而且还是内外部环境所决定的。从内部看，在可以明确数据的10种期刊中，除去院校类主办的期刊后，其余期刊的编辑学历普遍偏低，平均每4个编辑中就有3个仅是本科及以下学历，每5个编辑中本专业出身的不到2人。在这样的编辑部里，编辑学术稿件不使用专家审稿制度，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学历水平较高的编辑部里，由于编辑人数、专业领域的限制，以及对人情稿现象的防范，外部审稿、匿名审稿也是势在必行的。一般而言，可行的破除困境的做法是：
·编辑部成立学术委员会参与编辑方针的制定和稿件终结性把关；
·成立常设的外部审稿专家组常年参与审稿事务（此举为国际学术出版界惯例，未必会发生很大的经济成本）；
·至少对于严肃、重要的学术稿件采用匿名评审；
·邀请不同领域的专家主持核心栏目。
ⅵ、余论
学术期刊的常规做法是，在重视论文选题和观点的基础上，对论文的研究方法也要进行考察，其目的自然是在于力图通过合理规范和学术旨趣的认同，实现最大的学术价值。
对学术期刊中经由编辑方针而呈现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的弊端，本研究所做的评判，系着眼于学术伦理，而并非强调所有期刊都应该纯学术化，或非理论、实证而不为之。事实上，任何一门学术，大致都可分为理论研究、实务研究、评估研究三种基本类型，其价值或在于经世济用，或在于探求真知，或在于学术本身的理论趣味。因此，任何一种对理论或实践的规范、有效、有贡献的研究，就都是好的研究。甚至，从学术讨论的意义上说，作品分析、个人随感、书评、学术杂文，亦都有其价值，不过，最重要的是游戏规则：让特定的文章与期刊类型参与特定的评估，由此，最终能够公正的衡量学者与期刊的贡献。
此外，如果考虑的更远一些，新闻传播学必须着眼于学科本身的进步，落实在研究类型上，似乎应该避免一味提倡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自然更不能满足于浅尝辄止的议论文章。我以为，在可见的未来，中国的新闻传播学界有必要大力倡导纯研究（pure
research）、基础研究（basic research）或理论研究（theoretical
research）。因为，当下学术的理论性有待加强，是一个显在的事实，不少研究论文论著的学理性思考不足，有分量的理论探索及贡献更是稀缺。表现在出版物上，就是书籍、期刊论文鲜见此类典范之作。理论的有限与学科系统的幼稚，是制约新闻传播学学科生长、妨害学科自信力的主要因素。
至于学术方法论存在的偏差，有主编谈及，过于强调规范、程序及其衍生的体例格式，容易忽视定性研究，甚至有形式主义之嫌。实际上，就科学的方法而言，规范并非机械和古板，方法说明也绝非表面文章。坊间常有学者将一般意义上的思辨讨论混同于质化（定性）研究，这是一种简单化的误解；而另一方面，亦常见研究者对量化研究满足于数据分析，缺少“出于理论并回到理论”的学术深度，并且还有对实证研究这一概念的误解，以为实证研究仅限于量化方法。事实上，定性、定量方法并无高低，只有规范、合格与否的差别。好的研究方法并无门户之见，症结只在于是否能够科学的使用方法，以及方法是否适切于选题。特别重要的是，编辑和学人应共同意识到，范式、方法、规范的背后，是对有效增长学术价值的冀求，而绝非形式主义的清规戒律。
要之，我以为，学术界、学术出版界都能秉持科学、本体、公允、多元的学术方法论，那么，此类编辑方针的争议和疑虑便可释除，体例格式问题亦自能迎刃而解。
关于期刊定位问题，访谈中，陈力丹教授自述：《国际新闻界》“不规定定位模式”，而完全以学术研究的价值来作自我要求（《国际新闻界》是一成功的学术期刊，在本次调研样本中，其06年度影响因子值高居榜首，是第二位的2.36倍）。从更广义的知识社会学的角度上，我当然也同意他的看法。
我还同意，大学学人应该走出追逐“发表量”、“被引量”的误区。好的研究未必就是长篇累牍的研究，也未必是被芸芸众生挂在口边、辗转相传的研究，好的研究者未必就是产量惊人的学术机器。但是，我们现在还缺乏科学公允的对优秀研究的认定系统和表彰传统。对此，我多次提及，全国性的学术组织应仿照国际惯例，担负起对当年度的学术进展总结、评定的职责，对其中的重要学术作品予以褒奖——至少是精神褒奖。现有的国家学科评议组、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也要发挥其影响力，干预不符合学术进步法则的教学、科研、奖惩等方面的惯习。
我甚至也同意，期刊不应该以CSSCI、核心期刊以及期刊评优体系的指标为唯一准绳。中国存在诸多期刊的评估评优体系，在本研究中，亦有多次提及。这绝非意味著必须认同这些体系的唯一权威性，只是当我们评价期刊水平时，适合于引用外部数据作为客观指标。至于哪种评估数据更具说服力，甚至客观指标是否就能代表学术价值，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因此，我们的共识应该在于，严肃的学术研究通常是问题意识、理论建构意识、方法意识俱全的，本研究中，被同类期刊中最被欣赏者如《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在这些方面都或多或少有所表现、有所追求，这绝非偶然。但是当下学术期刊中的颇多研究论文只得其一，甚或三者俱无。如何解决这种低层次的症结，显然需要更艰苦的努力。上文就样本期刊所发表的研究论文的类型、基本篇幅所作的简要判断，可以大致说明这一问题。
结论是，确立学术规范、科学定位、理性评估，才能实现学术秩序的拱手而治，才能期待学科得到培养、学术得到解放。
要求积极改进学术期刊、重建学术秩序、促进学术发展的口号是容易提出的，实际操作却并非轻而易举。
仅从期刊的视角看，盖因一系列弊端首尾呼应，已形成制度性、系统性缺陷。例如，体制的欠缺、期刊出版经费的不足，导致了优秀编辑的缺乏和版面的不足，进而（在大量发表的压力下）导致了论文篇幅不足（有些刊物为经济计，会不经过作者同意，删除作者原文中观点、论据之外的所谓不重要内容以节省篇幅）、内容质量的下降，进而导致学术规范缺失和学术水平低下。回到经济和政策因素的源头，当外部资金有意愿注入期刊时，政策限令立即成为了障碍；当有条件的团体拟议创办更多期刊时，国家的市场准入则成为瓶颈。[13]因此，这里的研究和呼吁，也并不奢望一蹴而就，只是冀望能够在当前的形势下聊尽人力，以学术使命来诉诸自身，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奋力图之，变化自有可能。
如其他科研领域一样，新闻传播学要想突破时代的局限固然困难，但如上节所谈的若干实际举措，设法实施其中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亦非天方夜谭。
以上，我所谈的枝枝叶叶，无论是捍卫职业伦理、重建学术秩序，还是鼓励学术贡献、寻求新闻传播学学术生产力的解放，大抵都是为引起重视和发端讨论，虽近似于管窥之论或乡鄙之言，但皆为衷心所感。无论如何，总有一种声音在召唤我们：学科以学术为本，学术以进步为天。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进步有赖众人拾柴，吾人凡身在其间，莫不负有应尽之天职。谨以此文与同道共勉。（作者单位为南京大学）
[注释]
[1]杜骏飞，“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载《中国传媒报告》，2007年第1期。
[2]陈韬文，“中国传播研究的发展困局：为什么与怎么办”，载《新闻大学》2008年第2期。
[3]郝俊慧：“钱稿交易的背后——新闻传播学科专业期刊境况探究”，载《新闻记者》，2005年第2期。
[4]分别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所评定的期刊评价榜，被称为最具影响的五大期刊榜。这里的选择，所根据的是在社科领域的一般认识。
[5]本分类法参照了李良荣文“审视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载《新闻记者》，2003年第3期）的划分，并作了个别修改。李文原分类为：“院校类”、“协会类”和“媒体类”。修改的原因是，“协会类”大部分的主办者本质上是政府机构，例如李文所举例的“协会类”期刊——中国广播电视学会主办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实际上应表述为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办；类似的例子在本次样本中还有《出版广角》、《当代传播》、《科技与出版》、《中国图书评论》等。
[6]如按照最新公布的CSSCI来源期刊（2008－2009年）列表来检验，其结果类似。——本研究样本中，《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科技与出版》，《新闻大学》，《新闻记者》，《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当代传播》入选源刊。没有列入其中的另外4个样本则为：《中国图书评论《新闻与写作》，《.新闻实践》，《出版广角》。这个筛选结果，与2006年版的差异仅仅在于，《当代传播》与《中国图书评论》位置互换，前者入选源刊，而后者被淘汰出源刊行列。
[7]国际新闻界有4位兼职责编，但是每期最多用3位。
[8]关于这种差距的探讨，详见 “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期刊学术水平与排名分析：基于CSSCI的次级研究”。
[9]参见《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原载《中国青年报》2007-9-3，转引自中国网，网址：http://www.china.com.cn/city/txt/2007-8/01/content_8613813.htm
[10]数据来源同上。
[11]参见《高校新闻类专业泛滥》，载《中国青年报》2007-9-3。
[12]目前，CSSCI经报教育部批准，已经承认来源集刊86种，但其中新闻传播类集刊仍然寥寥可数（只有武汉大学的两种集刊入选），有很大的上升空间。但即使不能入选CSSCI来源集刊，负责评聘教师的学术委员会依然有义务根据学者发表论文的水平以及期刊的水平给予科学认定。
[13]此评定来自对访谈的总结，有多位主编提供实例。
（本文有删节，非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