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学界焦点

 

“学术对谈”:反思与展望(下)

作者: 潘忠党 李良荣 赵月枝 孙旭培 吴飞 魏永征 单波 黄旦 徐贲 李霞 陈卫星 发布时间:2010-09-12 12:57:00 来源:
  传媒改革对谈小组:潘忠党、吴飞

  对谈学者

  潘忠党,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教授。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良荣,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赵月枝,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加拿大全球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席。

  孙旭培,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特聘教授。

  吴飞,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魏永征,香港树仁大学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生导师。

  单波,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

  黄旦,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信息与社会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

  徐贲,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李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题三:如何看待中国媒体改革过程中公共空间的建设(或缺失)?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中国媒体改革进程之间的关系?今后会如何发展?

  黄旦:中国媒体的公共空间及其未来

  如果“是在中国发现历史”,而不是以西方某一种现成的标准模式来“按图索骥”,在三十年的曲折变革中,中国媒体对于建设公共空间的作用,我是予以肯定的,至少不能说是缺失。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媒体种类的多样化。都市报的兴盛,意味着原来凝固如铁板的党报体制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后继而起的经济领域的精英报刊,如《经济观察报》、《财经》、《21世纪经济报导》等,其意不在于报导而在于评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多频道制带来了电视的乱象,但也颠覆了“钦定”的一统。诸如此类,无论有意栽花还是无心插柳,对于公共空间的拓宽,其显在和潜在的作用是不能否认的。当然,中国整个媒体管理体制并没有因此而有根本性改变,但从官方不断强调以党报为龙头,并通过集团化的途径,努力把不同的媒介纳入党报的管理范围,从一个侧面可见媒介多样化已经溢出原有的体制边界。

  第二, 与之相应,媒体内容的实际呈现趋向多元。“厚报时代”早已成陈词滥调,媒介内容的多元,则也习以为常。新闻的日常化、生活化,固有“一地鸡毛”之憾,老百姓因此有了“讲述自己故事”的可能甚至权利,同样不可轻视。言论不复是社论或者特约评论员专利,以个体身分频频现身于媒体发言的不在少数,一批“媒介知识分子”因此而得以培育。“要帮忙,不要添乱”、 “不要炒作”、以威权的口吻三令五申这些官方指令性话语,不管是就事论事,还是作为总体的宣传管理策略,都在说明中国媒体报导和表达多元的基本状况。试想,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不可能有“添乱”一说的。

  第三,传─收关系的变迁。我在1990年代初曾写过一篇文章,名为〈逐渐走向大众的大众媒介〉,意在说明受众主体地位在传播过程中慢慢得以重视和确立。 为满足抑或迎合受众,媒体们是绞尽脑汁,他们不仅努力服务党和政府,还需尽力服务于受众,“一仆二主”格局形成,现在的媒体没有高高在上的神圣,身段越来越低,这就为更多关注民众并反映民众声音提供了可能。主持人形式、谈话类节目、热线、关注民生、方言新闻等等,都是此种变化的反映。受众的参与意识也因此得到刺激和高涨。从性质看,这种参与在目前还是低层次的,涉及的也主要是一些和老百姓自身利益相关的琐事,有的甚至带有娱乐的性质,但无论如何,民众利益自我诉求有了表达的机会。不错,改革开放前党报中也有读者来信,但那时的来信,是报社或为推动和促进工作,或为解释某些政策和经验选择而登。借一信而教育众人,是其基本立足点。这与目今媒体所具的受众观念以及受众在媒体中的参与,不可同日而语。官方对之也是有清醒认识,否则,也就无需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三贴近”了。

  至于中国媒体这些变化与中国知识分子公共性之间的关系,我立即想到了1956年。其时,北边的《人民日报》酝酿并尝试改版,南面的复旦大学王中教授关于报纸与社会需要之关系的见解,从课堂走到社会。南北之间并无任何联系,更不必说事先讨论约定,但在这呼应中,分明有着内在相通的逻辑:对于时代变化的响应。这个案例,大致可以为知识分子公共性与媒体改革关系做个模拟。也就是说,在总体上,二者之间很难说是一种因果关系。自然,对于这方面我没有研究,不知道二者在时间和逻辑线索上是否存在呼应,倘若真是如此,恐怕更多的也是整个时代大潮和社会变革使然。

  不过,这不等于说,在具体表现上,知识分子自主意识的高涨以及对于公共事务的关切,与中国媒体的改革没有任何的互动。粗略而言,此种互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首先,知识分子成为媒体的重要资源。也许没有哪个时候,比之今天的媒体更加重视知识分子或者专家的了。因为知识分子对于公共事件的看法和观点,不仅可以为媒体报导分析提供依据,甚至可以直接成为媒体后续报导的由头。与此同时,一批善于利用媒体的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媒体栏目和节目的主角,并由此名闻全国。虽然立场、观点、职业可能都不同,但他们通过媒体这个渠道,影响公共事务和参与公共空间的建构,是显而易见的。同理,媒体也因此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其次,如果把媒体从业者也看成是一类知识分子,那么,媒体从业者职业意识和角色认同,无疑不会甘心于“传声筒”,而是会主动关注公共事务并发出声音,”新闻批评”转换成”舆论监督”,尤其是自发形成的“异地监督”,就是典型表现。

  中国媒体公共空间的建构,宏观上源于整个改革开放的情势,制度层面则与“事业性质、企业管理”的媒体政策不无关联。迄今为止,媒体的公共空间都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力所能及的“即兴表演”。出于现实和历史的对比,我认同并赞赏这样的“表演”,但对于未来,则未敢有太多乐观。无需摆到甚么政治经济批判的理论视角,即便从社会层面,倘若一个行业没有被赋予明确的职业定位,所有的一切不是萌于或基于从业者的自我意识,而是乞于某些政策的空间或者某个具体主政者的开明,是绝对难以支持也是得不到保障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媒体不可能自然由量变导致质变,相反,结构上的突变才是关键。假若没有后者,忽紧忽松见机行事的“宽紧带”状态仍当长期存在。
  

  徐贲:从图像到文字:媒介知识分子能够做些甚么?

  2008年从西藏事件到奥运火炬全球传递这段时间,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之间出现冲突交锋,剧烈程度前所未有,主要战场便是图像使用特别密集的电视和网络。双方运用的图像都极具选择性。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像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像对其他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一种观点认为,电视图像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另一种观点认为,图像媒介是一种以“提示”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修辞,而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

  图像媒介本身是一种以”提喻”为特征的修辞。提喻可以是提示,也可以是暗示。布鲁麦特提出,大众文化图像的基本特征就是这种提示或暗示。提示之所以成为大众文化的基本认知特征,那是因为大众文化认知有“约简” (reduction)的特点,“约简是一种修辞策略,一种象征运作。将复杂而抽象的问题约简为容易把握的简单图像(形象),靠的就是提喻(Brummett, 1991, pp. 27–28)”。 对今天大众认识和了解公共事务,电视媒介起着一种特别重要的图解约简作用。问题不是出在图像本身,而是出在谁用图像提示,图像提示的目的是甚么。电视图像媒介对复杂问题的约简真的会使对复杂问题的讨论和争论就此消失吗?

  仅就电视媒介来说,也许确实有这样的可能,因为电视可能完全被权力所控制。但是,图像传媒和约简式话语却不可能完全被权力所控制和垄断。在电视之外的其他传媒空间里,图像或其他约简式话语完全可以用作反抗权力意识形态的手段。既然统治权力可以利用图像和别的约简手段来影响和控制公众想法,批判型的媒体知识分子为甚么不可以用同样的以及其他手段来对抗这种影响和打破这种控制呢?媒体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在三个方面发挥这样的作用。

  第一,媒介知识分子可以帮助图像通过对公共问题的道义价值提示,成为文字对价值讨论的一种“转化” ,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以文字为公共话语的优先方式,或者唯一正当方式,把分析性说明当作为唯一不二的说理方式,都可能忽略媒介知识分子的根本社会作用,这个作用是伸张社会正义,而不仅仅是运用文字。运用文字的能力再好,也未必就能起到媒介知识分子应该起到的社会作用。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话语作用不在于为“理”论而理论,”公共话语的真正要点在于在公共讨论中要有明确的(价值)意义判断和立场选择。 (Brummett, 1991, p.28)”例如,“藏独”或”反分裂”本身都不是一种价值,而维系自由群体的人的自由、平等、尊严、人权和公民权利,那才是公共讨论中要有明确的价值基础和原则。

  事实上,在西藏/奥运事件期间有很多可以引起人们对事件抗议主题作深层价值思考的图像。例如,在奥运火炬来到旧金山前两天,金门大桥上拉起了两面抗议标语,一面是”自由西藏”(Free Tibet) ,另一面是“一个世界,一个梦”(One World, One Dream)。这两个图像的提示放到一起理解就是,全世界的人都梦想同样的自由,西藏人自然不例外,作为“一个世界,一个梦”的奥运标语,它象征的是所有人类,包括西藏人所向往的和平、自由、平等和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和压制。一切违背人权的政府行为都是在压迫和扼杀奥运的自由、公开竞争精神。奥运火炬到达旧金山的当天,我亲眼见到一位抗议人士的前胸后背各负一个标语,前面是“自由西藏”,后面是“自由中国”(Free China)。有一位记者走过来,拍摄了前面的一张照片,偏偏没照后面的一张。如果这两个标语放在一起,那就一定会向观者提出一个根本的问题:西藏人民不自由,中国人民又何尝自由?中国人民不自由,西藏人民又如何能自由?

  第二, 媒介知识分子还可以对有争议定事件发表理性而独立的见解,这是知识分子启蒙作用的具体表现。广州《南都周刊》副总编辑长平在博客上发表〈拉萨真相从哪里来?〉文章,提出“达赖喇嘛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能不能允许媒体自由讨论,以进一步揭示真相”。长平一直以坚持法治、自由和平等这些基本价值,并以言论尖锐而受到读者欢迎。这次在西藏问题上他发表文章(长平,2008),一方面明确表示反对分裂,反对暴力,但另一方面他以媒体工作者的身分指出大陆媒体在宣传报导上大有改进的余地,所谓西方报刊的招摇和歪曲事实正是新闻自由受到限制的结果。因此,要让谣言不攻自破,最好的办法是实行新闻自由。上海同济大学教授张闳(2008)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采访时指出,中国愤青的狂暴已接近病态。他说:“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 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在铺天盖地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下,这些声音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对局势清醒的判断。它们在媒体上的出现也表现了中国公共舆论有限的多样性,虽然这样的理性声音还很微弱,也很边缘,甚至很孤独。

  第三,媒介知识分子再还可以鼓励民众担负起帮助和监督公共媒介的责任,当然,这要等民族主义情绪狂热激情冷却下来才有可能。公共媒介涉及的不只是媒介工作者,还有公众和政府。就公众而言,公民应当坚持自己获得公共信息的基本权利,公民还应当对利益势力影响媒介有充分的察觉,”应当破除新闻已经自由、人民已经自由的神话,并以此为出发点,参与公共辩论”(Bennett, 1996, p. 200)。贝耐特对公民提出了五条具体的建议。第一,辨认并怀疑媒体语言中的陈腔滥调、刻板套话、僵化印象和固定情节(如“一小撮人反华” )。第二,要察觉那些看上去是事实,但却是回避本质问题的事实(stray facts),例如,以动机论代替理性的理解,追究言论者的“卖国”动机。第三,要察觉媒体信息明里或暗里受到的控制(审查和自我审查)。第四,要察觉那些用来支持和迎合统治权力的所谓“事实”报导。第五,要主动积极地通过多种信息渠道核证信息的可信度、真实性和复杂性(Bennett, 1996, pp. 201–201)。

  公民担负起帮助和监督公共媒介的责任,这是公民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关键在于新闻事件本身要能够公开而自由地报导。在公民政治的环境中,新闻事件的意义是通过民主而多元讨论来获得的。只有在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时候,媒体文字和图像的力量才会充分显示出来。这个条件在中国还有待建立。

  奥运事件暴露出中、西媒体各执一辞,片面误导各自受众所造成的传媒危机。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在伦敦奥运火炬传递后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说:“像我这样身处中西方之间的人,不能不对中国和西方国家公众之间彼此印象向两个不同的方向下滑的趋势深感忧虑。”讨论文字和图像的传媒作用以及媒介知识分子应当如何运用这些传媒手段,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制度环境和国情。不同的具体新闻事件报导肯定会对媒介知识分子运用文字和图像有不同的条件限制和提出不同的取舍要求,但这些差别后面还应该有一个共同的传媒职业道德使命,那就是帮助尽量广大的受众变得更宽容、更理性、也更正义。

  陈力丹:以“公共”联姻传媒和知识分子需谨慎!

  90年代起,我国开始出现关于中国传媒作为公共领域如何的文章。我第一次看到的文章,是《新闻大学》叫我评审的文章,我当时就表达了反对意见。但是我挡不住后来这类文章越来越多地出现。哈氏自己就说过,中国基本不存在他论述的公共领域。可是不知道为甚么(可能是为了能够发表文章,解决晋级的问题吧),仍然不断有人写这样的文章,其实说的不过是传媒的民生新闻,这算甚么公共领域呢?公共领域是自由讨论政治问题的领域。中国的传媒只在个别情况下可能充当了社会的公共领域,而为了获得这种个别的讨论空间,一些新闻工作者付出了被报复而遭到监禁的代价。

  关于公共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个别传媒不负责任地制造的一个话题,把社会上较多地发表了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或发表了维护公共利益文章和讲话的人,归到他们划定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框架内。客观效果是,他们被安全部门过分看重,生活更加不得安宁。所谓知识分子,通常有大学以上的学历。但是,正是这个学历,决定了他们应该是掌握某方面科学(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专家。知识分子是一个集合概念,是由很多专业知识迥异的人组成的人群,他们通常只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形成团队,出了专业的圈子,知道他们的人不会很多。

  在我国,有少数知识分子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把主要精力放在监测社会环境方面,这是很少的一些人,他们的选择自有道理,也是社会需要的,因为中国缺少专业公共知识分子。但是,传媒不要过分打扰这些非专业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传媒赋予地位和对信息的放大作用,会把他们放到火上烤。

  我国社会缺少的是专业公共知识分子。如果每个学科的专家都不务正业,天天发表对社会问题的看法,我们的社会分工就乱了。我希望中国出现专业公共知识分子团队,这些人应该主要出自学习法律专业(也可以部分包括社会学专业)的人群,出自律师行业;他们也可以成为职业政治家(或不好听的说法:职业政客)。

  我国现在的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出身于工科,具有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的职称。中共十七大是个转折点,开始出现文科出身的职业政治家,但似乎没有一个是学法律和社会学出身的。中国的改革,需要职业政治家,职业政治家原则上不应该从原来所学专业改行而来。从某个很专业的领域走向公共领域,具体到个人,可能每个人都很好。但是,如果整体上都出身于工科,免不了工科思维主导,对人的管理就变成了对物的管理,这对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例如教育部,现在的管理规则,越来越把教师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当作工业生产的流水线来管理,这与教育部的主要领导人工科出身不无关系。

  问题四: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媒介事件显示,媒体在彰显民族身分、建构民族主义话语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并进而影响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受到国际关注的背景下,改革中的中国媒体能够、应该扮演甚么样的角色?媒体扮演建设性角色的障碍都有哪些?

  陈力丹、李霞:应该建构一种甚么样的民族主义话语?

  媒体确实在彰显民族身分、建构民族主义话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进而影响中国与他国之间的关系。然而,应该建构一种甚么样的民族主义话语?如何影响中外关系,通过3.14事件和奥运火炬接力的中方报导,我们感到要注意很多问题。

  面对某些西方国家的传媒带有偏见的相关失实报导,国务院新闻办副局长王丕君表示,中国政府不会因少数媒体对拉萨事件的不实报导改变对媒体的开放政策。这个表态显示了我国面对国际问题的一种成熟的心态。而同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除了揭露那些指鹿为马的西方传媒的假新闻和偏见评论外,是否也应总结一些我们在及时报导这一事件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呢?

  这次我国发布关于拉萨事件的新闻,初期是滞后的,只有这样一句话的报导:“近日,拉萨极少数人进行打、砸、抢、烧破坏活动。”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导之简单,与事件实际上的广泛影响,很不相称,以致造成西方传媒的报导先声夺人,我们在抢占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上,动作慢了,一步跟不上,以后扭转局面就很困难。虽然接着报导了较为详尽的真相(但是至今我方打死了多少动乱者,始终回避,只强调多少人受害),但那是事件发生后一星期的事情了,西方传媒已抢得先机占居了国际舆论阵地。我们虽然抓住了一些传媒报导不真实的有力证据,但是,实际上担当的是一种被动的揭露、抗议、解释的角色。努力地从被动转为主动,需要我们拿出妥当的应对方案。

  除了我方主动、及时的报导,让外国人直接报导其目击的情况,有时比我方的报导更具有说明力。最初可能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也可能就是习惯性的信息控制思维,我方请所有外国记者离开拉萨,结果只有极少外国目击者的叙述传到国外。这些目击者传播的内容,总体上是有利于我方的。后来我方及时做出邀请外国记者采访的决定,这个决策是正确的,但又限定人家的采访,完全封闭人家回去后的报导。这是干甚么啊!其实应该让外国记者留在那里进行报导,他们的报导中可能会带有某些偏见和歪曲,但他们毕竟是专业记者,也会有职业规范的制约。那种对外人永远持怀疑态度的心理,应该克服。“夷夏之辨”的心态,缠绕着我们头脑数千年了。中国已经纳入了世界交往传播体系,我们要努力改变这种信息内敛的民族心理。

  我们需要从两种民族主义的特点来思考跨文化传播中发生的种种矛盾。我们越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处理国际新闻报导,可能越容易使事情实际上变得恶化。爱国,需要智慧,需要装备良好的全球化的头脑;对个人是如此,对传媒也是如此。4月19日,美国华人在CNN总部前示威喊道“士可杀不可辱”。这是一种怎样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它为甚么会渗入到中国人的每个细胞中?我们同时也应该去理解和接受西方3,000年(从荷马时代开始)历史根源的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一种同样深深烙在欧美人民心中的民族主义。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与对方处于一个通话的渠道。我们更大程度上是在自己的文化背景下,诠释和理解他们的民族主义。只要具有欧美历史背景,就很容易明白一点:西方传统自由主义背景下的民族主义,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一直是世界公民主义(cosmopolite)的,它和中国人的国民心态是很矛盾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的地位,正如道家和儒家在我们文化传统中的地位。

  西方传媒并不是铁板一块,它们的传媒制度在细节上有不少差别,而且他们之间也有激烈的利益斗争。但是,他们为甚么在关于中国的问题上,有着惊人类似的立场?这不能不提示我们:可能存在着深层的原因。西方文明是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的结合,就是世界公民意识的西方民族主义的源泉。之后,从清教主义的朝圣观念,衍生出殖民主义观念,伴随这些观念的是反对压迫和奴役的、追求独立的现代自由主义;从人文主义精神,衍生出以人为中心的终极关怀。在此基础上,自由民族主义,在18世纪开始逐渐形成明确的理念,历经19世纪,到20世纪中期,已经成为西方主流社会的民族主义精神。中国文化的人伦性特点,使得大部分学者从人文主义理解西方的民族主义传统。国内学界对西方民族主义的理解,更多地从法国大革命、《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等来理解的。这样就人为地隔断了西方主流自由民族主义的历史,而且也片面理解了西方的自由民族主义。西方民族是向前看的民族。对他们大多数而言,当他们出生的时候,世界的历史才开始。中国是以历史自豪的民族,总是让老百姓在历史的迷梦中甜蜜。

  西方民族主义的弱点主要是在于二元对立极端的思维方式,导致在他们的视野中,除了“黑”和“白”之外,没有第三种立场。这种思维也带来了对其他国家,对其他文化,对自然界,极度的殖民和扩张意识,从而带来很多全球性的问题。这就是他们在主张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同时,干涉其他国家的主权和人权的主要原因。西方国家如果要克服这个深层文化理念带来的巨大的缺陷,需要学习东方文化。否则,全球化带来的许多问题,不仅不会减轻和消失,而且会越演越烈。例如,21世纪刚开始,全球就因为美国的世界警察角色而动荡不安,地区性紧张此起彼伏。

  陈卫星:中国对外传播的着力点

  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对外关系的一种信息导向并期待达到想象中的效果,基本上是现实国际关系以及外交现状在象征层面上的反映。最早强调舆论传播作为国际竞争要素的说法源自英国学者卡尔(E.H.Carr),那是在1939年。冷战结束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系统提出软力量学说,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路标。从奈的反复阐释来看,软力量是一种左右他人愿望的吸纳能力,基本属于象征机制,即系统表达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力。这实际上是把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纳入一个国际关系的视角,以此为出发点,我们就中国当下和未来的对外传播思路提出下列几点思考。

  第一,把握价值分配的落差。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政治进程中,一个民族国家的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可以相互转换,从而形成自身的道义权威或者雄厚实力以获得更高的国际地位和更多的国际资源。在传播层面的意义上讲,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位置决定其在国际传播秩序中的位置。也就是说,国家实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国家说话声音的大小与传播内容的多少,也就是关注度的问题。但是,要充分考虑在一个有后现代气氛的时代,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信仰在不断淡化,也就是说,一个传播议题的政治色彩可能会成为实现传播效果的障碍。再进一步说,我们不得不考虑传播的主观意图与接受的主观选择之间如何接近。在一个具体的民族国家之外,外部社会对一个国家的对外传播的认知也是要审视这种传播体制所处环境的结构及其特点;审视环境对该体制的限制、抑制、或影响的方式,同时审视该体制又在其周围环境上如何运行。一般认为,文化传播是润滑国际关系的黏合剂,但前提是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所形成的相互理解和相互合作的气氛,从而在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交换中实现平衡。

  第二,强化国际合作的姿态。虽然,国际社会的无政府主义逻辑继续存在并产生着巨大作用,但国际制度的有效运行可以降低信息损耗、节省交易成本和减少不确定性,可以产生均衡博弈的共赢模式。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的构建,需要中国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必须理性面对西方价值观所主导的国际体系,在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态度之外表明对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共同制度和共同命运的尊重,强调各种合作的互利性和对世界的贡献。体现在国际传播层面的问题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合作心态及与此相联的媒体外交行为,需要通过国际传播强化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制度性的努力和实质性的进展,要让世界了解中国推进和平发展的诚意和决心。

  第三,软实力源于发展观的自信。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从政治营销学的角度讲,建构软实力就是构建中国是一个国际舞台上的游戏合作者或者说是利益相关者的全球性身分。以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流派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这种文化的构建体现在单个国家行为体上,就是更新已有的国家观念来重新确定国家的身分,进而界定自身的国家利益及层次。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的国际传播中有意识地凸现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建设性国际角色,凸显自身文化传统的精神、经济参与的能力和政治合作的原则,成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债权人。这种国家形象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从而在以国际制度与国际政治文化为重要外化形式的国际公共领域中扮演积极角色。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信息革命引导的传播全球化,通过传播流量的扩大来降低信息传播的边际成本。传播成本的降低不仅提高了“信息转化率”(某一特定传播的速率),更加快了“制度转化率”(一个系统及其内在单位的变化速度)。这需要我们不仅控制信息传播的有效性,更要注意因势利导使得信息导向本身有利于社会发展和国家利益的总体收益。

  (完)

  (出处:潘忠党、李良荣、赵月枝、孙旭培、吴飞、魏永征、单波、黄旦、徐贲、李霞、陈卫星 (2008)「反思与展望:中国传媒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笔谈」《传播与社会学刊》6:17-48)

  

  [参考文献]

  李大同(2007年9月7日)。〈启蒙,从小册子开始〉。《南方周末》阅读往事版。

  长平(2008年4月3日)。《拉萨真相从哪里来?》。上网日期:2008年4月10日,取自http://blog.ifeng.com/article/1371855.html

  张闳(2008)。《中国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上网日期:2008年4月10日,取自http://www.aboluowang.com

  雷蒙.威廉斯(2005)。《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页399–401。(原书Williams, R. [1976].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 Society. London: Fontana Paperbacks.)

  邓小平(1980)。〈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

  梁启超(1919)。《欧游心影录》。北京:东方出版中心。

  Bennett, W. L. (1996). News: The politics of Illusion. White Plains, NY: Longman, 1996.

  Brummett, B. (1991). Rhetorical Dimensions of Popular culture. Tuscaloosa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