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1941-）教授，曾师从史学家刘广京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后执教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并在四川大学做过访问教授。他是西方从事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先驱之一，这与其对相关新闻人物进行口述史采访，以及一度任职人民日报的特殊经历有关。在其中国新闻史的学术成果中，有论文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专著Agnes Smedley: The Life and Times of an American Radical（中文版《史沫特莱：一位美国激进人士的生活与时代》），Wuhan, 1938: War, Refugee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中文版《武汉：1938——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形成》），以及西方驻华记者的口述史料集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等。
2018年11月，麦金农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邀请访问北京。笔者在此期间对他进行了访谈，就新闻史研究的相关问题与方法展开讨论。
一、在中国的新闻从业经历与研究工作
王毅、向芬：麦金农教授，很荣幸这次能在北京对您进行专访。您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有过一段特殊经历，当时，您作为外籍专家任职于人民日报，您夫人则在新华社工作。请您谈谈是在怎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工作的？这次经历与您日后专攻中国新闻史研究有何关系？
麦金农：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这次破冰之旅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历史转折。就在这一年，我第一次来到了中国。“文革”结束之后，1978年春天，我和夫人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再次来到中国。当时，我们正一起开展史沫特莱的研究工作。在对外友协的帮助下，我们有幸结识了丁玲、茅盾、周立波和陈翰笙等一批和史沫特莱曾有密切往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请他们为我寻找并提供有关史沫特莱的资料。
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随后，我们又接到邀请，希望我们以美国专家的身份来中国进行为期两年的工作。在此期间，我们继续史沫特莱的研究，在上海和北京一共访问了大概八十来人。当时，我女儿还很小，为了方便照顾她，我们把她一起带到中国。来中国后，女儿在芳草地小学就读，夫人被分配到新华社国际部，我则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我们先是住在友谊宾馆，后来搬到小庄。那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刚刚成立，与人民日报社仅一墙之隔，因此我和新闻所也有较多来往，我当时有25个年龄在25-30岁的研究生。由于中国亟需培养一批可以派驻到西方国家的新闻工作者，所以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这些被选拔出来、准备担当外派重任的年轻人，进行包括英文、欧美社会文化、经济以及新闻业务方面的培训。一开始他们大部分人英文并不太好，但是文笔都比较出色，他们有时也跟人民日报的记者一起工作，到各地采访写文章。这批学生1982年拿到硕士学位，他们之前写论文涉及西方题目时，我也帮着指导过，比如关于西方宗教的问题，他们常问到的是：为什么西方文化经济比较进步，但却那么多人信仰宗教？
新华社当时也面临同样的新闻人才培养的问题，和我们一同来中国工作的还有Julia Polumbaun女士（她后来在衣阿华大学工作），她在新华社从事和我相似的工作。当时到中国新闻单位来的外国专家还比较少，其他地方有一些则是老革命的外国人。此外，人民日报社也需要从德国引进一批新的印刷设备，而我父亲在美国从事新闻业，对这些设备的性能及进货渠道比较熟悉，所以也从中给予了一些帮助。
我夫人对史沫特莱非常感兴趣，我希望能和她一同完成这项研究和写作。对我而言，这次工作让我有机会接触到更多与史沫特莱有过往来的中国朋友。我们发现了很多有关史沫特莱的材料，从这些材料中，我对她跌宕起伏、饱受争议又精彩纷呈的人生有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史沫特莱年轻时曾经在我的故乡亚利桑那州住过一段时间，这也是我对她的生平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与斯诺相比，史沫特莱无疑具有更多鲜明的个人气质。
王毅、向芬：在与改革开放后中国新闻人交往中，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哪些人、哪些事？
麦金农：我接触了很多从事新闻工作的朋友。我认为安岗有很多想法，他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但我的关系主要在人民日报，与社科院新闻研究所的关系相对不太密切。我那时候也开始和近代史研究所黎澍有联系，他是近代史所的老领导，也曾是一位新闻工作者。1980-1981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任总编辑，我则帮杂志做一些稿件修改工作。我在1981年离开中国，1985年又回来，正式在杂志社做外国专家，工作地点在鼓楼西大街。
以后，我还认识了方汉奇，他曾帮过我的忙，90年代我去咨询他有关中国新闻史的问题，我当时对成舍我和《立报》很感兴趣。我的女儿后来是CNN的驻华记者，方汉奇也有一个女儿，她们是朋友。
王毅、向芬：早在1950年代，您就对中国历史产生兴趣，60年代在耶鲁大学学习时，又将研究重心从北美和欧洲历史转向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当时您关注哪些议题？哪些因素促成您日后对新闻史以及抗战史的研究？您当下还在从事哪些研究？
麦金农：1959-1964年间，我在耶鲁大学跟随导师刘广京先生和Mary Wright先生做博士论文，那时我关注袁世凯在清末的新政。后来，到人民日报后，我开始更多关注新闻史。到90年代，除了关注中国新闻业以外，我还对抗日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的影响发生兴趣。抗战过程中，新闻业与权力之间的博弈也是我关注的重点。当时，我经常与方德万（Hans van de Ven）、洪长泰、张瑞德等一些朋友一起讨论有关抗战问题，这些讨论使我受益匪浅。后来，我到北京和武汉查阅相关资料时，又得到了杨天石、刘望龄等一些中国朋友的帮助，最终促使我写成了《武汉：1938——战争、难民和现代中国的形成》。
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呈现给读者一个武汉大会战时期，这座城市的社会万花筒。其中，我也花了很多笔墨聚焦当时的新闻业。在我看来，1938年武汉的新闻业有其特殊意义。正是在这个时期，大批中国的新闻媒体开始走出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经过在武汉的短暂过渡后，开始向中国内陆拓展。
我还对陈翰笙做了大量的访谈，不过当时翰老还健在，他的家人也不希望我过早将有关他的研究发表，因此这项工作就搁置了下来。现在，我就集中全部精力，争取尽早完成陈翰笙的传记写作。
二、新闻职业化衍生的研究问题
王毅、向芬：您是最早提出将新闻职业化作为中国新闻史研究问题的西方学者，并在您的论文Toward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Press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中对这一问题加以阐述。在同一时期，塔斯马尼亚大学的穆德礼（Terry Narramore）教授是另外一位以新闻职业化问题为切入点做中国新闻史研究的西方学者。结合1980年代中国社会的新启蒙思潮，中国新闻业和新闻学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新月异。在当时的环境下，您是如何意识到从职业化角度来书写中国新闻史的？中国新闻界如何看待和回应您提出的职业化这个概念？
麦金农：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段时间，无论是在中国大陆还是台湾，近代历史档案都开始陆续开放，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契机。而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于民国时期，特别是1930年代中国新闻业的认知还非常有限，因此我想把我所能发掘到的历史呈现出来。尽管当时中国新闻学界很多同仁已对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感到生疏，但方汉奇教授却对此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他尤其关心民国时期，像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以及圣约翰大学这样培养职业新闻人的教育机构。新闻职业化不仅涉及鲜活的记者个体，还涉及新闻出版机构和新闻教育机构的组织运作，可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课题。
很荣幸，我和穆德礼教授能够从职业化的视角，把中国新闻史这个研究领域在西方学界提出来，尽管我和他还从未有机会面对面坐在一起，但我们相互借鉴。在此之后，这个领域的研究越来越得到西方学术界的重视，特别是德国海德堡大学出了一批专攻中国新闻史的学者，像瓦格纳（Rudolf Wagner）、梅嘉乐（Barbara Mittler）、费南山（Natascha Vittinghoff）等。再之后，像美国的魏定熙（Timothy Weston）也对中国新闻史有着深入的研究。此外，在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研究生也开始以近代中国新闻史的相关问题作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这一点令人欣慰。
王毅、向芬：20世纪二三十年代，职业化在中国的新闻界有过广泛讨论，您也曾对民国时期美国职业记者在华活动的历史做了大量研究。您认为职业化观念在此后中国新闻界的发展演变状况如何？这一讨论是否在新中国相当长时间里中断了，而到1980年代又接续了这些观念？
麦金农：在我看来，1930年代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也是新闻职业化发展的关键时刻。可以说，资本与技术的结合成就了当时的中国新闻业。与此同时，国民党在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态势时，其在宣传工作上的弱点也暴露无遗，这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新闻出版业呈现前所未有的高潮。而那时，新闻职业化在中国的讨论也行之有年，并且已经促成专业新闻教育机构与新闻行业团体的涌现，新闻史的研究也随着职业化的推进而产生了丰硕成果。上海租界给新闻从业者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因此也成就了这座城市作为中国新闻业中心的地位，同时上海也是职业化发展最主要的阵地。
美国的新闻职业教育在中国得以生根，是中国新闻职业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当时跟史沫特莱有交集的很多美国报人，都曾在燕京大学从事过新闻教学工作。以董显光为代表的密苏里新闻学院出身的一批记者，也开始在中国的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当时中国的政治氛围和社会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新闻职业化的发展，那时有很多记者不幸身亡。
到1980年代，中国经过文革后的拨乱反正，社会各方面有了很大改善，新华社公派了很多人去密苏里新闻学院进行学习。可以说，中国新闻从业者的密苏里情结从20世纪初一直贯穿到世纪末。因此，1980年代时中国新闻界的确重新继承和反思了30年代后在中国中断的职业化新闻传统。我在人民日报社工作时，也对学生传递这些理念。
王毅、向芬：自1980年代起，中国新闻业再一次面对商业化和职业化的契机。然而，关于商业化与职业化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直是新闻学领域长期争论的话题。不仅如此，这个问题也是新闻从业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在您看来，新闻职业化的发展在中国和西方两种不同环境下面临的主要差异在哪里？您如何看待新闻职业化观念与中共自身鲜明的新闻工作原则对接时存在的问题？
麦金农：1980年代对于中国新闻业而言是历经十年动荡后的再次发展。在此之后，它的发展非常迅速，商业化当然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量。广告重新成为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那时中国新闻业的商业化程度与今天相比显然不能同日而语。新闻商业化与职业化的发展方式在中国有其独特性，例如，人民日报的记者进行正常的新闻采写工作的同时，也担负了社会监督的职能。但他们有自己履行社会监督职能的方式，通过采写并刊登新闻来营造社会舆论氛围固然是一种方式，但更多的则是通过写内部参考报告的方式得以实现。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很多学生都参与过内参的调查工作，这取决于中国的传统与自身的国情。
正因为此，在198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对于在中国新闻教学中，大量套用西方新闻学经典的做法提出批判。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中国工作期间，就接触到很多关于新闻写作方式的争论。“倒金字塔”模式是西方经典的新闻写作套路，然而很多中国记者依然希望保留传统的，将重点融入文章字里行间的行文思路。
商业化与职业化，甚至宣传工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不仅仅在中国是个难解的问题，在西方也依旧如此。当然，西方新闻业有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比如突出负面内容以警示社会，所以中西方在新闻业领域也确实存在一些价值取向的不同。此外，中国社会变革的速度有时超乎想象，所以新闻业在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实际状况也会有很大差异，这些都会影响到新闻业的社会角色扮演。
三、西方驻华记者的历史角色
王毅、向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大量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记者活跃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您不仅对西方驻华记者这个群体做过大量的口述采访，同时也有深入的研究。在您看来，这个特殊群体得以在那个特定时期走向历史前台，它的背后反映了怎样的机缘或逻辑？这批西方记者的出现对当时中国新闻业的发展，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走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麦金农：在美国新闻史上，的确出现了一个被称作“中国观察家”的年代。当时美国新闻界首次对一个处于革命性变革阵痛中的非西方、非白人社会进行广泛而详尽的报道。这一波新闻潮流首先始于赛珍珠（Pearl Buck）对穷苦中国百姓的同情。随后，中日全面战争爆发，美国新闻界开始支持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报道开始趋于政治性和感情化。早年间，虽然已经有很多美国传教士来到中国，但他们给美国社会提供的中国信息十分有限。当然，这批驻华的美国记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美关系。很多美国记者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他们对于国民党的批判不仅影响到了美国的政治决策，同时也对美国的社会心理产生作用。但此后，中美两国关系持续恶化，至朝鲜战争时跌到低谷。正是这种感情化的报道致使中国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以及美国舆论对中国态度长期处于摇摆中。
王毅、向芬：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您如何看待西方驻华记者所面临的适应中国社会，以及与国内外权力当局的博弈和他们政治立场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
麦金农：1930年代美国驻华记者的人数很多，而且各自的立场也不尽相同。像史沫特莱，是一位具有鲜明左派立场的美国记者，1929年陈翰笙曾陪她访问过无锡的几个自然村，考察农村社会性质和农村革命中心任务。当时，史沫特莱在驻华美国记者群体里招致了很多非议。30年代还有很多美国记者选择与国民政府站在一起支持中国抗战，比如《大美晚报》主编高尔德（Randall Gould）与《密勒氏评论报》主编老鲍威尔（John B. Powell），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交际网络和政治倾向。可以说，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生活在某种特定的政治气氛下，尽管大多数美国记者尽力以政治中立原则来开展工作。
当然，能够影响美国驻华记者观察视角和立场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当时上海租界为美国记者提供了很多便利，但语言对他们来讲仍是很大的问题，特别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上海本地方言的环境中，所以，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常常不得不依靠翻译。
四、口述史与新闻史研究
王毅、向芬：口述采访是您做新闻史研究的一大亮点，也是重要的学术贡献。口述史不仅大量运用在史沫特莱的研究中，您还在China Reporting: An Oral History of American Journalism in the 1930s and 1940s这本书中，用口述历史的方法充分展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驻华记者群像。这些驻华记者经历了中国一系列的政局动荡，中国新闻界对这一批记者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还是正面的。后来随着冷战铁幕的拉开以及麦卡锡主义的盛行，他们回国后境遇如何？请问美国方面如何评价和看待他们？
麦金农：在进行史沫特莱的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她先后出版的6本著作虽然很容易从图书馆找到，但仅凭这些材料，我无法真正看到她的交际网络，自然也就无法探寻出一个充满立体感的人物命运轨迹。为了弥补图书馆收藏的这些文字材料的缺失，我沿着她的足迹走访了美国、欧洲、印度以及中国，采访了与她有交集的人士。在中国的口述采访部分尤为重要，我和夫人采访了包括陈翰笙和戈宝权在内的众多知识分子与政治人物。通过这些访谈，我对史沫特莱的生平，特别是她活跃于中国的岁月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如果要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驻华记者有一个总体概括，那么我一直认为对这个群体而言，那是一个浪漫的年代。
随后，众所周知，由于冷战铁幕拉开，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的盛行，美国民众对于中国的印象也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对于这些美国记者而言，在中国的经历也给他们带来了诸多困扰。离开中国的舞台后，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彼此失去了联系，还有很多人不得不放弃新闻职业。其中，也有人因为中国政局变动致使观点严重对立而最终反目的，例如高尔德与小鲍威尔（John W. Powell）之间的纠葛。总之，这些都是那个时代的烙印。
王毅、向芬：一般而言，任何回忆性材料都面临选择性记忆的问题，加上冷战背景等时代因素，难免会影响驻华记者对于在华经历的记忆。基于您对驻华记者群体的采访，您认为从他们的叙述中能够发现哪些共通性记忆和明显差异？
麦金农：确实有这样的情况。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中美关系开始走上正轨，这些曾经的美国驻华记者也愿意吐露一些在1950年代美国的社会气氛下难以发出的心声。我接触到的很多人这时候已经非常愿意提及他们当时通过英文秘书龚鹏的牵线，与周恩来之间的工作联络甚至是私人间的往来，并且他们觉得这是一段愉快的经历。此外，他们也对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冲突多有提及。他们之间也有一些共同的记忆，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多数人提到过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农村社会不甚了解。
（王毅 向芬：《时代记忆：一位美国学者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斯蒂芬·麦金农（Stephen R. MacKinnon）教授学术专访》，阅读原文及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新闻记者》201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