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活在一个三维世界之中，对三维立体化世界的感知、把握与表达是人类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s)的重要发展方向。开发和完善用以感知、把握与表达三维立体世界的空间化文化技艺，是一种带有原初性、天然色彩的人类心智机制，一种认知的意志。然而，立体空间化的文化表达虽然在日常理解里面具有直观、层次丰富、信息含量高等特征，但是由于空间自身的复杂性，纯粹空间化的人类表达技艺一直面临着制作难度高、信息密度低、感知差异大等众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它的发展严重受制于相关人类技术和技艺的发展层次，其潜力有待于进一步释放。
因而，人们尽管生活在三维世界之中，更多的却是被“书写－图文的人工平面所包围”。从早期的岩刻壁画，到甲骨文、羊皮书、竹木简、帛书、莎草纸书卷，再到之后的印刷技术、影像和影视技术及当下的智能屏幕，体现的都是同一种文化形式，即平面化的文化技艺，它们所指向的都是通过二维平面的方式来感知、把握与表达具象和抽象视角下的三维甚至多维的立体空间世界的文化操作链。换句话说，空间化文化技艺是一个整体性的连续体，平面化文化技艺和立体空间文化技艺是这个连续体的两个端点。在难以完美开发和实践立体空间化文化技艺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采用平面化的文化技艺来进行替代。这种替代性的文化技艺如此普遍，以至成为社会实存情境的基础组成部分，也成为社会认知和心智模式的基础部分。德国媒介哲学家西皮尔·克莱默尔（Sybille Kramer)在论述作为平面化技艺的物质性基础的“纸”的时候，曾经断言，在进行绘图、数学计算和其他的抽象思考时，“我们不是在纸上思考，而是用纸来思考”。这就进入了受到弗里德里希·A.基特勒（Friedrich A.Kittler)后期研究所启发的”文化技艺”研究领域:作为一种与人类伴生的文化现象，文化技艺属于“先于媒体概念就存在并且孕育了媒介概念的”文化操作链，例如人们早在图像、绘画概念出现之前就已进行刻画，在乐谱和音乐概念产生前就会歌唱，正是这些文化技艺塑造、养育的同时也操控、限制了个体和群体。而平面化的文化技艺即是其中最重要、最普遍可见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
与平面化文化技艺的普遍性、基础性相对应的是，对于平面化文化技艺的系统探讨却相对罕见。克莱默尔通过对基特勒媒介物质性理论的解读，撕开了这个至关重要话题的最表层。但是，由于克莱默尔的写作主旨更多地是通过对基特勒理论的解读来完善她本人的基于”信使模型”的媒介中介性理论，因此对于平面化文化技艺的讨论留下了众多未解的问题。笔者拟在克莱默尔的基础上，尝试进行以下两方面的追问与探索:一方面，通过对从石刻岩画、各种材质的手稿、印刷技术、光电技术到数字技术的媒介技术演进历程的简要叙述，试图勾勒出平面化文化技艺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空间性上的关系谱系，以及这种空间性与时间性的多重关联，以厘清作为空间化文化技艺连续体两个端点的平面化文化技艺和立体空间文化技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梳理克莱默尔解读基特勒理论过程中的得与失，并结合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的相关理论，来揭示媒介技术、平面化文化技艺、认知意志与社会基础理解的心智模式之间的复合关系，以及这种复合关系在当下智能化媒介技术高速发展情境的可能未来。通过这种双重探索，笔者试图在基特勒的物质性理论基础上，构建出一种综合性的媒介技术物质性与群体性心智模态的解释路径。
一、空间、平面与文化技艺
众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梳理过媒介的系统性甚至本体论特征，其中，技术性、空间性（立体空间性、平面空间性和地理空间性)和时间性是几个重点阐述角度。通过这些角度，学者们构建了用以解释媒介技术、个体、群体和社会之间复合关系的众多模型。其中，基特勒及其重要解读者克莱默尔基于文化技艺及技术媒介构建起来的新模型值得重点关注。
（一）传播与宏观空间
早期的传播学者大多关注到了传播在地理层面的空间性，例如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的“运输理论”、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对于传播与地理空间的阐述、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所阐述的传播对于社区的连接与重组，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传播经由媒介而具有的地理空间的连接、跨越和重组能力。但是，对于这种宏观地理意义上的空间性如何达成，或者说个体与群体之间，微观、中观和宏观空间之间，如何形成一种具有总体性（至少是众多总体性之一种)的媒介与传播的空间关系，存在很多的逻辑断环。这些断环被人际传媒、媒介效果研究进行了一些弥补，但是由于这些弥补具有高度的分散性、冲突性和时代阶段性特征，从而使得这些弥补在当下看来并不总是具有说服力。
后续研究则在宏观地理空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深入到多重复合的空间关系之中。例如，如果用高度简化的方式来归纳，可以认为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用一种潜藏的结构主义视角，依据”身体（人)/技术”“媒介/社会（人的复合体)”这两组二元对立的”元结构”，梳理了包括服装、交通工具（自行车、汽车、飞机)、住宅等在内的各种广义和狭义上的”媒介”形式，在信息、身体以及物体在具象空间和抽象空间中的”运输”和”传播”过程中的中介性，理论建构已经兼顾了包括宏观、中观地理空间和微观身体在内的多重空间层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席卷全球、横跨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空间转向”研究浪潮中，也出现了一批基于空间社会生产理论、空间政治经学、人文地理学的媒介地理学、空间传播学的研究成果。不过，以媒介自身、与媒介有关的文化操作链的空间与地理关系为基底的论述虽已有不少积累，但其系统性尚待提高。
（二）“时间轴操控”与微观空间性
笔者主要以基特勒的理论建构以及克莱默尔的诠释性解读为基础，并结合德勒兹、福柯的相关理论来尝试建构一种结合微观、中观和宏观意义上的空间性解释。基特勒的中期和后期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贴近这个话题。他的中期阶段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90年代末)最受各个语种的学术界关注。在这个阶段，基特勒以”过程/处理、传输和存储（proceedings，transmission，storage)”为基础特征来建构一种媒介本体论，并以此来总括各种技术媒介（相对于自然或者生命形式的媒介)网络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基特勒在这个阶段反复阐述一个基本理念，即”技术媒介网络对社会沟通与运行，知识与话语的生产与再生产，资料与知识的存储和传承产生决定性影响”，或者用基特勒本人的话来说，”媒介决定人的处境”。
基特勒的中期论述看起来是从宏观视角出发来阐述空间性的，但实际上他在为数众多的著述中将这种宏观视角融入中观和微观研究之中。克莱默尔试图在总结基特勒中期和后期（20世纪90年代末期—2011年)研究思路的基础上，并结合她自身基于”信使模型”的媒介性理论，来呈现媒介演进的基础性特征。这种呈现有一种明显的演进过程。2006年，克莱默尔着重关注基特勒的中期研究，她提出，”时间轴操纵”是理解基特勒媒介理论的关键。人的基本经验感觉是时间流动具有不可逆性，但是基特勒指出,“在媒介技术中，时间本身成为可以操纵的几个变量之一”。例如，字母系统的写作”为言语链的时间序列中的每个元素分配一个空间”，因此，虽然语音的顺序是不能逆转的，但是”通过将时间的历时顺序转变为空间的平行顺序———空间是可以大部分重构的东西———媒介成为基本形式，不仅可以存储时间的顺序，还可以对其进行操作和逆转”。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文本的各个部分都转换成了"地址"（address)———文本符号成了铭刻在特定媒介形式上的某个特定空间点，也就是基特勒媒介本体论中的经过”过程/处理”和”传输”之后，到达”存储”阶段的空间标记。从而，不能逆转的语音变成可以在空间层面被多样化安排、可以不断重复和重组的文本，不可逆的单向时间轴也成为可以操纵的空间地址体系。这种特征在后续的技术媒介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技术媒介正是使存储和操作的数据生产过程变得可访问的媒体”，过去很多内容比如各种声音难以成文，从而只能归入”符号网格”(grid of the symbolic)，但是，通过留声机、模拟录音机和数码录音机等技术媒介，这些内容都可以转化成能够进行寻址传输（address transmission)、查找和存储的媒介内容。这种解读强调了在基特勒的中期研究中，微观意义上的空间化是如何通过时间操纵而完成的。
（三）“压平”技艺与微观空间性
在2006年的解读中，克莱默尔依托”文化技艺”概念，从”时间轴操纵”的角度重新梳理了基特勒中期理论体系的媒介空间性的复合微观类型及其演进过程。这里的关键是”文化技艺”概念，克莱默尔将其归纳为:”‘媒介’首要的是一种文化技术，它允许人们选择、存储和产生数据和信号。”这表明，此时的克莱默尔虽然将”文化技术”看作是包含”媒介”的一个更大的”母”概念，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将基特勒的主体思想限制在中期的”媒介本体论”的论述之中，关注媒介的技术性、物质性基础对于人类感知的接管、对于人类独立主体性的消融。这种情况随后逐渐发生改变，在此后的多种论述中，克莱默尔更多关注基特勒后期的概念，其在2018年的北京演讲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在此次演讲中，克莱默尔从”平面化的文化技艺”（cultural techniques of flattening)角度，再次梳理了媒介的空间性。克莱默尔并没有具体定义文化技艺，然而对这个概念的应用明显超越了之前在”时间轴操纵”中过于关注基特勒中期对于媒介本体论的强调，而是结合基特勒后期对于文化技艺的理解和关注直接展开了论述。到这个时候，基特勒后期”文化技艺”的研究已经在德国形成了一定的共识，伯恩哈特·西格特（Bernhard Siegert)将之总结为”从本质上讲，文化技艺被认为是先于媒介概念就存在并且孕育了媒介概念的操作链”。他引用受基特勒影响很深的文化历史学家托马斯·马乔（Thomas Macho)的论述说:
文化技艺——比如写作、阅读、绘画、计数、制作音乐——总是比由此产生的概念更古老。人们在将文字或字母概念化之前很久就开始书写了。数千年过去了，图片和雕像才产生了图像的概念；直到今天，人们还会在对音调或乐谱系统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唱歌或制作音乐。计数，也比数字的概念更古老。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文化都会计算或执行某些数学运算，但它们不一定由此衍生出数字概念。
这一长段引文展现了文化技艺与媒介之间的关系，即文化技艺作为一种群体性的、具有一定稳定性和演进轨迹的基础文化操作链，既构成了一般意义上的”媒介”基础，也构成了社会群体意义上的支持性操作基础。正是在此基础上，克莱默尔从平面化文化技艺角度重新梳理了媒介的中介性与空间性。平面化文化技艺的操作链特征，主要是通过将三维空间中”左右”“上下”和”前后”的立体空间性投射到一个表面上，从而消除空间的立体性和深度，建立起一种”没有深度”的表面（surface)。而这种没有深度的表面，也可以通过上文提到的”时间轴操纵”来实现。也就是说，平面化即指具象空间与抽象空间在平面空间的重组，这种重组既可以是时间轴操纵意义上的微观空间重组，将成文与不成文的内容以平面空间化的排列形式具现出来，也可以在更加一般的意义上以消除空间的立体性和深度的方式，来将三维空间”压平”到平面空间之上。
（四）平面化文化技艺在微观空间层面的优势
克莱默尔指出，平面化的文化技艺是”一种与符号和技术实践密切相关的进化趋势”，它是如此的普遍，以至于构成了跨时空的日常生活基本情境的众多媒介。平面化文化技艺之所以如此普遍，在于其相对有效地克服了立体空间化文化技艺的难题。如前所说，在平面化过程中，空间本身的绝对性，例如体积、层次、方向，被压缩到可控的人工平面上:体积可以放大或缩小，而个体无法同时观察的后方、内层面、背面等被压平。文字书写则进一步将空间化表达难以处理的部分思想、观念、知识，以平面化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实体化的空间还是观念的空间，都可以处理和存储成平面。众多具有多重立体化、空间化的表达形式，例如哥特式的教堂、巴洛克风格的装饰工艺、堆叠无数处理单位的计算芯片，其主要的实现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将立体空间处理成各种平面的文化技艺。
通过简单空间化的技艺，如平铺、层叠或者多面排列等技术，还可以将这些人工平面处理成碑林、卷轴、书本、画廊以及图书馆等，从而使得人工平面成为一种容易处理的复制、传输、存储的系统。系统一旦形成，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具有了自主性:一方面，它的存在构成了个体和人类群体的存在基础之一；另一方面，形成之后，它的延续性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人的控制，无论是作为个体的人还是群体的人，都成为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套系统成了基特勒意义上的媒介网络。而且，在这个双重作用的过程中，平面化技艺由于其显而易见的丰富性，在大多数人类的实存情境中，成为具有主导作用的文化技艺。
二、时间性、平面化技艺与社会基础理解
上述克莱默尔对基特勒的解读，论述了微观空间性如何进一步与中观和宏观的媒介空间性关联在一起，或者说微观的媒介空间性如何变成能够”决定人的处境”的媒介网络和话语网络。但是，和基特勒的其他理论阐述类似，基特勒在空间性上的阐述也存在晦涩甚至缺憾处，需要进行多次解读和弥补。
（一）从”塑造/控制”到”生成/养育”:基特勒中期和后期研究重点的转移
基特勒的中期研究，除了建构技术媒介本体论，还展示了物质性意义上的媒介网络对于人类实存情境的主导性。然而，基特勒后期关于”文化技艺”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其研究中期所强调的媒介网络和话语网络中的群体主导性和”控制性”。他提出文化技艺与其他的媒介网络一起，既决定人的存在情境，又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个人和群体的文化养育性，从而更加关注文化操作链的文化生成性和养育性。例如，在《音乐与数学（一)》（Musik und Mathematik I)里，基特勒提到，”古希腊的字母表和它的变体能够标记语言、数字、音乐记谱，它构成了一种关系性的技艺网络，连接了个体、群体的多重文化实践”。这种标记字母体系是一代代古希腊人自我选择的结果（虽然”真正”做出选择的是少部分的个体)，它在进行主导、控制和限定的同时，养育了希腊的文化群体并参与了希腊文化的生成。
（二）文化技艺与”我们”:克莱默尔的”社会文化心灵”与群体心智模式
克莱默尔在北京的演讲中，在基特勒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技艺在群体心智模式上的养育性。克莱默尔自身的研究，例如《传媒、计算机、实在性:真实性表象和新传媒》和《媒介、信使与传输:媒介哲学的一种路径》(Medium，Messenger，Transmission:An Approach to Media Philosophy)都讨论了技术媒介对于社会群体心智模式的形塑作用。她将平面化文化技艺的中介性与认知关联起来，提出书写平面”引入了一种总是处于‘我们的模式’(Modus des Wir)中的可见和可操作的方式，它使得双方共同的感知和经验得以成立，造就了头脑之外的社会文化心灵”。克莱默尔对平面化文化技艺在群体心智模式建构的关键性作用的论述，弥补了基特勒早期和中期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缺陷:对于福柯早期话语研究路径的过度依赖。福柯早期以话语研究为核心的权力研究，关注的是无处不在的、弥散的话语所建构形成的阶段性”知识型”特征，并以这种“知识型”特征替代了群体的心智模式。基特勒早期的《话语网络1800/1900》（Discourse Networks 1800/1900)将”话语”扩展到”话语网络”研究，并随后扩展到”话语网络”的物质性基础”媒介网络”的研究，甚至在1993年的《德古拉的遗产》(Draculas Vermächtnis)中能够隐约看到福柯中期关于”机制”（dispositif/apparatus)研究的影响，但在总体上还是将群体性的心智模式看作是一种不需要特别证明的东西。
（三）召唤德勒兹:文化技艺与神经认知“平面”的耦合可能性
从认知哲学重建媒介理论是克莱默尔关注的重点之一。无论是在2018年的北京演讲，还是2015年出版的《媒介、信使与传输:媒介哲学的一种路径》，克莱默尔都涉及了群体心智模式的构建问题。然而，克莱默尔通过认知哲学重建的媒介理论，过多采用了认知哲学和心理学中常见的“默认存在连接关系”的方式来完成个体、群体和社会（多重群体)的逻辑连接上（换句话说，在微观、中观和宏观空间性的连接上)的论述，从而显得单薄。笔者拟引入德勒兹的时间性概念，以及德勒兹和菲力克斯·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的”内在性平面”概念，一方面，进一步深化平面化文化技艺与时间性关联的阐述;另一方面，从不同于克莱默尔一般认知媒介学的路径，从时间性角度来阐释平面化文化技艺与集体心智模式的生成性关联。
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平面化技艺不仅是空间的平面化，也是时间的平面化:”时间轴操控”可以将成文文本和非成文的”符号网格”来进行平面化操作。但是，平面化文化技艺的时间性远远超过了这些层面。例如，对于图像的平面技艺来说，多重时间性自然而然地汇入了图像。在日常的理解中，图像技艺是一种时间的凝固化技艺。具象化的图像，比如摄影和肖像画，是时间片段的凝固化，也是图像现实的一种时间轴操控;观念化的图像，比如抽象艺术，凝固的是抽象观念在某一时刻的表达。这种理解将图像看作是”过去”时间的凝结，它强调了个体和群体对静态图像的一种感知性的理解。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但与此同时，这种理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人工平面的时间性。
首先，人工平面的时间性从来不是唯一的，不仅仅在于对平面化”时间轴”的操控。人工平面尤其是图像平面的时间宽度总是在不停变动，而且在相互关联中形成多重的时间关联。例如，虽然单幅、凝固瞬间的图像表达具有极强的表现力，但是从早期岩画开始，图像就有着事件叙事甚至启示叙事的明显特征，它们通过系列图像来捕捉、凝练和呈现具象的时间片段或者观念的时间片段(无论这些片段是长是短)，或者二者综合的片段，比如季节性狩猎、战争、祭祀与宗教仪式、群体溯源故事以及其他关键片段。它包括了”时间轴”操控的顺序叙事和逆转操控，同时也指向更为复杂的时间性特征，比如说与复杂实存生活状态的穿透性关联，以及观念和宗教性的启示性关联。
简要地说，凝固的片段的时间性具有连续的穿透性。例如，在早期岩画片段叙事中，叙事的指向就未必单纯是过去时段的一种凝固。狩猎、战争、祭祀、仪式等关键事件，往往并不是”仅此一次”发生的、永远属于过去的时间片段，而是一种融合了群体观念、蕴含了重复性的事件。从而，凝固的时间片段穿越了时间和空间，深入到未来之中。在更为常见的平面作品中，无论是人物肖像、静物写生还是当下的自拍，它们不仅仅凝固了”当下”的瞬间，同时也召唤一种关于人和物的自然与社会生命历程的不同状态:由于日常生活所形成的关于时间流逝和事物状态改变的心智模态，使得观看者在经由不同的情境触发之后，会追问、对比、想象或者疑惑这一凝固瞬间之外的状态。这种特征贯穿了图像平面技艺演化的全过程，并随着平面介质的演化而变得越来越丰富、复杂。在连续动图技艺(比如摄像、电影、电视、动画)出现并迅速成为主流平面技艺之后，人工平面图像的时间性越来越超越了单一的时间特征。
其次，人工平面技艺在长时段发展中，和人的感知与认知的心智基础紧密关联在一起。人虽然生活在三维空间之中，但直到今天才渐渐发展出进行系统性空间化表达的文化技艺(例如，球形屏幕的完整3D型的呈现与表达技艺)。在这种空间化表达技艺发展完善之前，平面化技艺总体上仍然是这样的一种文化技艺:尽可能地模拟人的感知系统、感知实体与观念世界的方式，并将这些投射在模拟大脑感知的”平面”之上。平面文化技艺和人类神经认知的”平面”相互形塑、相互成就，逐渐建立起一种耦合关系。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瓜塔里以”内在性平面”这一概念，重申了德勒兹之前在电影研究中提出的观点:“大脑就是屏幕。”他们提出，大脑的认知模式和屏幕化表达的文化技艺有高度类同关系，而哲学思考本身就是要在这种基础上拟合不同的认知平面，从而为“未来民众”(people to come)的到来提供一种指向性的引导或者召唤。
《大脑即屏幕：德勒兹与电影哲学》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平面文化技艺和人类神经认知“平面”形成的耦合关系具有高度的普遍性，但是并不意味着同一性。例如，书写的文化技艺在全球有文字的地区都形成了重大的影响，然而世界不同地方、不同历史阶段的书写技艺以及基于书写技艺的社会心智模式，却可能存在重大的差异。这意味着，微观空间性意义上的平面化文化技艺，在中观空间性和宏观空间性上，既存在着基础的模式性特征，也具有高度的地方性、历时性差异。
三、认知意志、”平面—立体”空间文化技艺与社会心智模式的转移
克莱默尔在2018年的解读还是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对基特勒后期文化技艺研究重要动向的把握:认知的意志和群体性的自我技术。基特勒后期对文化技艺的研究，例如在《音乐与数学》(一)与（二)中，阐述了古典时期希腊人对于能够表示语言、音乐与数学的统一符号体系的一种追求，这种追求使得古希腊人依据当时可以获得的资源，尝试了多种不同的符号体系来完成这个任务。这里体现的不是早期和中期基特勒对于媒介本体论意义上的话语网络与媒介网络的”决定性”与”操控性”的强调，而是从希腊人在符号系统构建上的”认知意志”出发来讨论文化技艺的操作链，即希腊人如何根据当时的知识生产机制，在追求、尝试构建能够同时进行语言、音乐与数学表述的、统一的符号系统的实践中，通过兼具偶然性和策略性的符号改进、传播、模式化的过程，最后形成了具有很强包容性并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符号体系。
顺着这种思路，在进入平面化文化技艺的未来以及”未来民众”心智模式的讨论之前，我们可以通过大规模机械复制时代的图像文化技艺的形成过程来理解平面化文化技艺与社会心智模式的关系，并为”平面—立体空间”这个文化技艺连续体的未来可能发展方向的讨论做一个简要铺垫。
（一）机械复制技术与平面化的心智模式
尽管平面化技艺丰富繁复，并且在长期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实践中和人们的心智和认知模态(modality)形成了互构关系，从而成为人们主体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人们在三维世界日复一日的生活中所形成的原初欲望，形成了一种强力的心智模态倾向，即希望能够进一步把握并丰富直观三维世界的表达形式，以进行世界的呈现和自我的表达。正是这种原初欲望所形成的认知意志与具有一定自主性的平面化媒介技艺和媒介网络相结合，逐步推动了平面化技艺从偏好文字表达向偏好综合图文表达转移，从二维”压平”技艺向平面化复合表达技艺转移，并可能在未来进一步向立体空间化的文化技艺转移。
20世纪下半叶以来席卷全球的”读图时代”现象（即平面文化产品尤其是书籍产品越来越明显的图像化和反文字化)，正是这种原初欲望与高度发展的印刷技术相结合的产物:图像在模拟、表达三维世界内容（或者基于三维世界的抽象观念世界内容)时比文字更加直观，具有更高的信息密度;在图文结合的情况下，信息传递和意义阐释的效率比单纯文字或者单纯图像表达更高。这种趋势在印刷术出现之后一直存在，但是只有到”二战”以后，由于印刷技术的发展急剧降低了高精度图像印刷的成本，这种席卷全球的”读图时代”现象才出现，并且在高速发展过程中不仅集成了历史上的各种图文平面技艺，还通过电子出版物等形式将当下基于智能屏幕的图文技艺也纳入这个现象之中。
实际上，“读图时代”所体现的平面技艺的技术化演进，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心智模态的变化，远远落后于以各类屏幕技艺，例如包含电影、电视在内的流动图像表达技艺的变化，甚至这种屏幕技艺带来的变化是全球”读图时代”现象出现的推动力之一。非常明显，影视工业以一种远比印刷平面更为强势、更带有强烈自主性色彩的方式高速发展。它以动图方式将平面化技艺发展到印刷平面所无法企及的高度，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从模拟技术、数字技术到智能化技术的转变历程，并且不断重塑社会心智模态。甚至可以说，正是在这种技术自主性的推动下，智能屏幕技术的进一步演进可能发展出能够全面重塑人类心智模态的空间化表达技艺。
高度发展的”屏幕”平面化技术带来的社会影响极为深远，一些富于社会意涵的社会文化领域变化都与它相关。例如，近年来极有活力的智能平面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智能屏幕技艺的一种缩微性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传统印刷平面技艺、屏幕技艺和智能化技术相互交融，形成一种兼具技术应用和技艺探索的、极富创造力的场景。这种屏幕技艺的另一个重要缩微领域是短视频:人们天然而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与经过智能技术高度简单化之后的短视频表达技艺相结合，构成了今日具有高度社会参与性的短视频文化现象。
（二）从平面到立体空间:智能化平面技艺与平面化技艺的可能未来
人工平面化的文化技艺，尽管经历了一系列的流变，仍然具有明显的系谱性特征。例如，哪怕是当下智能化的人工平面生产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人工平面的可能性，它们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与上述平面化文化技艺的总体特征紧密关联。有论者指出，在内容呈现上，智能平面将各类动图技艺整合进来，使得智能平面的呈现形式包含了AI图像创作、互动创作、联合智能众包云创作等带有后人类导向的智能化技艺，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以往”以过去为基础通向未来”的时间性模式。然而，如果从德勒兹那种建立在尼采”永恒复归”概念上的时间性来理解，那么再复杂的智能平面技艺的多元性、多边形和复杂性，都可能是从”未来返回”的形式之一，并且总体上仍然通向未来的时间性。或者最简化地看，这些智能平面化技艺的重复性实践仍然是通向未来群体性基础理解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可否认的是，智能化平面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汇聚了平面化技艺的强大生成性和生产性，从而在平面化技艺领域，通过平面化技术本身就有可能贴近空间化呈现的直观、直接、层次丰富和信息含量高的特点，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快速复现实存的生活体验和观念体验的能力，并进一步强化与丰富其建立指向未来的社会基础理解的能力。例如，短视频平台对智能化短视频重复性生产机制的操控，可以在短时间内通过极大人群就日常生活各种主题的高度重复性视频生产，迅速形成某些生活主题复杂体验（例如不同人群在不同地域对于同一节日的个体化或者群体化体验)的镜像呈现，并通过大量的重复性推送，来建立一种具有纵深空间化的生活体验。这种通过智能平面化实现的空间化实存体验，毫无疑问具有典型的操纵性的拟像色彩。但是，如果不从一种科学主义（即认为生活的现实是一种纯粹的客观现实)或者进步主义（即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有助于人们认识、把握和呈现客观化的生活现实)的视野来看待实存生活，那么，很容易理解，实存生活无处不存在操控、镜像和拟像，智能化平面技艺意义上的短视频生产反映的正是实存日常生活形式自身。同时，虽然智能化平面技艺这种纵深空间化的生活体验复现能力并非独有，但智能化平面技艺的确提升了这种日常生活中纵深空间性体验的复杂性、可能性和呈现速度。
真正构成挑战的，可能是智能空间化媒介技术的演进及其带来的社会心智模式的变化。例如，智能平面通过3D成像、柔性平面、VＲ和AＲ技术极大地拓宽了平面化技艺的空间深度，从而使得空间化的文化技艺渐渐具有脱离严格意义上的平面化文化技艺的可能性。以迪士尼乐园“半球形屏幕”为代表的空间化文化技艺，是目前较为成熟的立体空间化技艺。
下一步的发展，可能是类似于”720胶囊屏幕”（全包裹虚拟立体影像”屏幕”)，或者小体积、单点全息空间呈现的媒介技术（例如手持全息空间投影技术)。理论上，基于全面现实增强技术的”元宇宙”世界，或者更加科幻意义上的”克苏鲁”技术世界，可能是未来以空间化为主的文化技艺的主要组成方式。不过，无论具体的演进路径和最终形态如何，这种媒介技术演进很可能的结果，是重构平面化文化技艺和人类神经认知模式相互形塑、相互成就的耦合关系，从而将建立在平面化文化技艺基础上的心智模式，转变为建立在空间化媒介技术与人类神经认知模式的一种耦合关系。和平面化文化技艺类似，这种新的心智模式的具体呈现形式肯定也会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显而易见，这种演进释放了极强的文化技艺的生成性以及社会文化的生产性，但与此同时，这种演进也生成了更强、更高效的操控性。如何推动前者和抑制后者，是一个需要哲学、艺术和科学同时探究的重要话题。
四、结论
笔者主要通过两条线索阐述了平面－立体空间文化技艺的连续体与社会心智模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通过对平面化文化技艺和空间化文化技艺连续谱系的勾勒，构建了一条”平面－立体空间”文化技艺的连续体。由于立体空间化文化技艺的难度过高，人们对于实存立体空间进行把握的认知意志，在过去漫长的时光中，通过时间轴操纵、立体空间”压平”等技艺，构筑了纷繁复杂的平面化文化技艺谱系及媒介谱系。平面化文化技艺如此普遍，使它在社会群体间广泛、大规模的重复性实践中，逐渐与人类神经认知的”平面”相互生成，从而建立了一条贯穿微观空间性、中观空间性和宏观空间性的关系谱系，形成了同时包含地方性和普遍性、基于平面化文化技艺的多重社会心智模式。在此过程中，人们潜在的、进一步把握立体空间化文化技艺的认知意志，不断推动平面化文化技艺的复杂化，推动社会心智模式朝向基于立体空间文化技艺的多重社会心智模式转移。
另一方面，基于克莱默尔对基特勒媒介物质性理论的解读，笔者梳理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理论脉络问题。首先，通过对克莱默尔对于基特勒理论解读过程中得与失的梳理，并结合德勒兹、福柯等人的相关理论，揭示了媒介技术、平面化文化技艺、认知意志与社会基础理解的心智模式之间的复合关系。其次，进一步明晰了基特勒学术生涯后期研究的重要性，指出基特勒在文化技艺研究中所进行的从”控制性”向文化生成性和养育性的转变，其理论基础与福柯中后期在认知意志和群体性自我技术的理论探索有关。
通过这种双重探索，笔者在基特勒物质性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条综合性的文化技艺/媒介技术物质性与群体性心智模态的解释路径。当下我国智能媒介技术正处于高速赶超期，在网络平台构建、立体化空间媒介技术的部分技术层面具有全球尺度上的领先性，对于”元宇宙”“克苏鲁”世界构建的尝试也正在火热进行。从空间性文化技艺与群体心智模式的关联性来预判智能空间化媒介技术可能带来的社会心智模式变迁，可以强化这种变迁可能带来的社会文化生产性并降低它的社会操控性和风险性，从而为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重要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