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我总觉得在这个产业之外，我们还需要有些别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讲的比较多的社区营造。现在从文件上来看，其实可以换一个词，叫做基层治理。乡创不只是产业的事情，这其中也有很多需要治理的东西，而这些，我们必须去看到。
首先，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在创建美丽乡村阶段，我们看到很多“政府在干，老百姓在看”的情况。甚至网格员制度实施之后，村民自家门口的垃圾也不捡了，就等着村里雇保洁员去处理。这样一来，基层的行政成本、社会治理成本就非常高，基层政府不堪其重。
反过来，政府也没有理解村民的组织性。尤其是在乡建话语中，农村经常被形容成一盘散沙，很多人抱怨乡村组织涣散。但实际情况是，在乡村中，遇到有人结婚，或是举办庙会等活动，我们会发现村民的组织性很强，分工有序。这样的一种组织性，为什么不能和我们科层制的，自上而下的治理相结合呢？这是目前所存在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从企业来讲，产业来说，我们遵循的是契约理性，或者市场精神。村庄里遵循的是村社理性，他自有一套运行的人情逻辑。这两套逻辑之间其实存在很大的张力和问题，两个理性该如何去沟通？
我经常说，所有的产业问题落实到乡村，最终都会转化成治理问题。因为你不得不去面对很多人情世界，不得不去面对村庄里的那些非常具体的东西。所以在产业和乡村振兴的过程中，治理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文化治理在我国古代的典籍当中有很多说法，如“观其礼乐，而治乱可知也”。礼乐、文化这些东西，在古代是用来建构一个社会秩序的。今天这些东西也应该引入到社会治理当中来，但是没有。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很多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具有深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因，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简单来说就是要把传统文化纳入基层治理。这一点，目前已在一些知识分子和地方管理者中成为认知上的共识，但它具体如何落地，如何转化成实践？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以什么为抓手去落地？也依然是个困扰我们的问题。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一个力量——组织建设
因为我在浙江丽水做了很多年的有关乡村春晚的调研，所以今天的发言想主要围绕浙江乡村春晚的故事来展开。
1981年农历正月初一，在丽水市庆元县举水乡中心学校操场上，月山村农民创办了全国第一台农民办、农民演、农民看的乡村春晚（比中央电视台春晚还要早两年）。图源：浙江宣传
乡村春晚其实很简单，就是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一个年底的狂欢，一种娱乐活动。透过这个活动我们首先看到的乡村的组织性。也就是文化治理、基层治理当中的第一个力量——组织建设。
乡村的组织建设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我们常见的，其类似于村里的红白理事会。第二类就是类似于广场舞队这样的东西，这也是我想提醒大家看到的。
我们在湖南调研时，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某户人家家里儿媳妇不孝，该村的村干部前去做工作但并未做通。这时候广场舞的队长就对这家的儿媳妇说，你再不孝我们就不带你玩了。之后她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开始变得孝顺了。
所以我们能看到这种广场舞队，包括各种各样的文艺组织在村庄当中的力量，这也是浙江艺术乡建、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力量。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二个力量——人才资源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二个力量可能就是人才。我此处的人才，指的是乡村春晚当中的各种人，他们能够整合起来。
我们以乡村的少年儿童为例。大家是否思考过，一个儿童上台参加春晚演出，他能带动多大的力量？他的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爷爷奶奶都会观看。三代人，十几口人便这样组织起来了。
所谓的“386199部队”（指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特殊群体）常被定义为“特殊群体”“弱势群体”，被定义为需要照顾的对象，但我们单从组织性的层面，就能看到他们身上被忽视的力量。
同时，在乡村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老人的“自乐班”（又称“地台戏”，是由民间的音乐和戏曲爱好者自由组合而成的群众团体）。一般情况下，乡村春晚的第一个节目一定是老人的节目，这也是乡村敬老传统的体现。
其次，我们将农民作为组织的主体，但并不单单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这一个目的。我们要做的是制度建设。我们还要在村民的帮助下，去探索如何与村庄建立连接，如“新农人”、“新村民”等。我们也需要很多非制度实践，非制度动员。乡村春晚就是这样一个非制度动员。此外，外来人才、返乡人才等都要进行整合，这才是人才导入的点。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三个力量——文化本身
乡村文化治理的第三个力量来源就是文化本身。大家都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问题，在此我就不过多展开了。我就说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点。
我们所谓治理，一定要去触碰那个硬核的社会难题，去解决那个问题，而不要绕着走。我们搞文化、搞文艺的人老是对那些核心问题绕着走，这个是不对的。那如何解决呢？
比如，对于外出务工很辛苦的农民工，我们可以在乡村春晚中上演与该主题相关的节目，讲述他们外出打工的各种艰难，这个就是去触碰那个硬核。
再比如说，对于家庭当中的不符合当下主流价值观的事，我们也可以将该内容搬上舞台，观众自会作出反应，通过发挥农村内生的舆论的力量，形成一种对家庭的制约。
总书记这几年特别强调家庭的道德建设，其中孝是最重要的，没有之一。因为家庭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基础的单元，只有把这个孝，把这个家庭的道德问题解决了，才有可能乡村振兴，才有可能实现一切宏大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
还有当一个乡村班子不团结，村双委两套班子经常相互推诿，怎么办？乡村春晚竟然让两个班子在台上唱《团结就是力量》。我看到这两个班子的领导干部眼中饱含泪水，后来他们就自觉地统一行动，加强团结，这就是文艺的力量。
另外村庄新老村民不团结，这也是很常见的问题。所以我见到有乡村春晚的舞台上，有些老阿姨喜欢打个伞，搞个旗袍秀，有些新村民喜欢搞一个汉服秀。后来老阿姨的旗袍秀和新村民的汉服秀秀到了一起。彩排的过程，其实就是新老村民情感融合的过程，这样就解决了新老村民矛盾的问题。
社会治理、文化治理一定要触碰硬核的问题，用文化、文艺解决社会的难题。
最后，我想说，文艺它从来不只是娱乐和文旅，文艺应该是一个方法，应该具有回应和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
礼乐从来都是秩序，礼乐不是为了玩的，礼乐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的秩序。而且我们回看几千年前的农耕社会，当年皇权不下县，乡村还能有如此多的治理，礼乐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现如今，我们要把传统文化当中的礼乐恢复过来，释放包含在其中的治理的力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农耕社会面向未来的一种遗产，一种可以用来治理社会的遗产。只有将其成功地发挥出来，我们的乡村振兴才有中国特色，我们的所谓现代化才是中国式的现代化。
*本文整理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文化产业协会乡村文化创意专业委员副秘书长沙垚在河南省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大会“乡村智库和社会动员”沙龙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