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皮卡德教授是世界著名的传媒经济学家和政府媒介政策专家，《传媒经济学刊》的创始人及主编，他的《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美国报纸产业》等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出版，为我国读者所熟悉。皮卡德教授曾在欧美多所知名大学任教或从事研究工作，现任职于英国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在这里，我们把皮卡德教授文章中的主要观点进行译述，与国内同行分享。
21世纪西方世界的报纸、新闻机构和其他新闻供给方正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商业挑战。市场的饱和、对新闻不感兴趣受众的流失、大众传媒商业模式有效性的降低、经济危机的延迟效应，以及数字竞争者的加入，这些影响因素的合力使新闻机构遭受重创。
这些技术和传播经济层面发生的变革，正在破坏那些曾经让西方媒介发财致富的传统金融形态。数字化已经动摇了建立在对分销平台、受众和大广告客户实施高度垄断基础之上的商业模式。同时，这些变化还为新闻信息和报道评论的更多提供者以及相关接入平台的搭建者带来了发展机会。这些综合因素夺走了新闻产业中老牌企业的财富，造成了新闻机构的利润低下、裁员和重组。
理解当前形势并非易事，媒体和学者都没有提供太多有价值的解决方案。目前，大部分关于新闻产业的报道都是一些狭隘的八卦趣闻，过度关注记者就业问题却不重视相关的社会影响和发展机遇，还有一些关于新闻变化的报道让人觉得流于表面，不够公允。与此同时，学者们的相关研究也备受质疑，因为他们提供的历史维度的或可资比较的背景材料非常有限，也缺乏能够说明这些变化所产生社会影响的有效证据。因此，目前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念，即认为传统新闻供给方和高品质新闻正在逐渐衰落，我们正在见证一个曾经让公众知情并维系民主的新闻时代的落幕。
那些过去对新闻业抱有美好幻想的评论家如今捶胸顿足，为新闻业终结的来临唉声叹气，可事实并非如此。
变革产生机遇
改变是确凿无疑的。二十世纪末那种新闻业普遍盈利的时刻已经结束，但事实上那只是新闻供给发展长河中的一个历史瞬间而已，绝非常态。媒体的广告收入正在减少，这种趋势让记者和资本家们一样唏嘘感慨，因为他们都在乎个人利益。
但是，生态系统的变化并不意味着制作高品质新闻的机遇消失了，只是这种机遇不同以往，我们需要崭新的方式来提供高品质新闻。有趣的是，当记者和社会批评家还在对新闻机构的利润损失深表痛惜之时，媒体公司管理高层中却滋生着乐观主义的情绪，而且正在酝酿运营和融资上的新型方式。请参考以下事例：
● 2011年，由于数字订户量的持续增加，《纽约时报》的读者收益超过了广告。读者开始愿意花大价钱购买高品质新闻，虽然广告收益相应有所减少。尽管挑战重重，《纽约时报》在2013年实现了五年来首次给投资者分红。
● 加拿大《环球邮报》目前拥有30万的印刷版读者和10万的数字订户，是加拿大进行数字新闻收费的多数报纸成员之一。
●伦敦《泰晤士报》如今有大约40万的纸质版订户和大约13万的数字订户，数字订户每年支付104~312英镑不等的费用。
各种基金会正趋向于为特定报道类型提供资金，传统新闻业已经从中受益：
●《洛杉矶时报》获得了100万美金的资助来强化对移民和社群问题的报道。
● 《迈阿密先驱报》《西雅图时报》《费城问询报》《得克萨斯论坛报》以及《圣路易斯邮报》都得到了“凯撒健康新闻”的拨款，用于提升有关卫生保健问题的报道。
众多数字新闻创业公司和运营在线网络的小型媒体公司也在发展壮大：
● 数字调查新闻网站——法国的Mediapart已经拥有6.2万订户，税前收入达到600万欧元，并于2013年创造了700万欧元的利润。这家网站影响巨大，已经扳倒了过去两届法国政府中的部长级官员。
● 《阿肯色州时报》——美国中部的一家非主流周报，而且是首家运营每日在线网站的非主流周报。这一网站由数字会员提供资金支持，目前拥有600名会员，能够为网站发展提供6.6万欧元。
●“圣路易斯信标”——一家正在与地方公共广播合作的在线网站。2012年它平均每月吸引6.6877万名访客，还有6400名推特追随者，主要提供每日及每周的数字时事通讯。它的运营预算超过了50万美元，主要靠私人捐款。
综上所述，这些发展并非新闻供给末日来临的迹象，而是新闻记者和媒体适应新环境，重获新生并追求新机遇的信号。
不能仅靠慈善/非赢利性机构
尽管人们给慈善事业、非营利性机构和向新闻生产提供支持的基金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这并不是应对目前挑战的灵丹妙药。非盈利性的慈善新闻机构和商业新闻公司一样也要承担经济职责，忽视这一点，都会对旨在克服当前商业新闻供给的举措造成局限性。新闻供给上的新形式需要启动资本和运营资金，它们都涉及经营，因此不但要实现收支平衡，而且需要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再投入。这些因素以及商业头脑的缺乏和新资助者之间的利益矛盾往往会阻碍其有效率的生产。
但是，这些非主流的所有制和运营方式对所有者利润上的要求比较低，能够降低赋税，并让支持者从中受益。它们将给面向社区的小型新闻机构和那些无法实现商业发展的、提供专题报道的新闻机构带来好处。
近年来，由于许多新兴媒体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因此基金会对它们进行资金支持。但是，若想在以后获得持久发展，这些企业必须有其他收入来源。谢弗（Shaver）已经发现，“基金会的支持……主要限定于初创公司而不可能提供长期的、持续的收入来源”。因此，只有收入来源的多样化，比如企业结盟、联合赞助、重大事件和广告服务等，才能给数字新闻网站提供资金帮助。
尽管新闻网站呈可持续性发展的趋势，但是它们并未取代传统媒体。通过观察世界上众多的数字创业公司，我们就可以发现，它们“不是挑战而是补充了传统媒体，一般通过服务小众或者为大众媒体市场提供细分内容”。
许多大型成熟的新闻机构在慈善和信托所有权形式的庇护下得以维持。但是这些公司与慈善新闻机构有所不同，它们是在取得了经营上的成功并在仍存有争议的慈善法获准之下，才得以成立以解决后续问题的。谢弗发现，“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圣彼得堡时报》和《卫报》所代表的传统的非盈利模式不可能给营利性报纸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
现在大部分营利性的新闻机构并不愿意成为慈善团体，因为它们已经从数字化机遇中获利。传统的新闻提供方正通过数字行动实现防护性战略向机遇性战略的转型。此外，有迹象表明，越来越多的使用者乐意为数字内容埋单，因此，传统新闻机构也表现出了对数字新闻收费的意愿。加拿大的报纸正在引领新闻付费系统的发展，80%的加拿大报纸都对数字内容收费，但在美国只有40%，在英国也只有三分之二的报纸这样做。
变革会如何影响新闻业？
所有迹象都说明新闻生产正处在转型时期。如同之前的多次转型一样，这一过程始于动荡并带来了混乱，但这并不应成为对新闻业未来恐惧和担心的理由。已有研究表明，即使这些变革对目前的公司和产业造成了损害，而且它们所产生的动荡会一直持续到新的商业模式和实践得以建立与接受之时才能停止，但是，这些技术和经济变革仍然会给社会带来深远的经济裨益。
今天新闻生产所面临的根本性挑战不是经济方面的，而在于生产模式和结构上的改变。当下的技术、经济环境以及受众喜好的改变均有助于这种改变，但更加重要的转变是新闻生产的本质以及记者实际工作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组织和行为的制度理念产生了影响，因此需要重新对其进行考量，以区别于新闻机构的一般发展趋势。
一个多世纪以来，新闻都是按照一种工业模式来生产的。媒体集中资源和设备并进行大批量生产和传播，并主要依赖训练有素的专业新闻从业者承担工作任务。尽管生产模式的要素还原封未动，但新型的生产模式已经悄然出现，传统的新闻生产正在被分解为服务模式（service production mode）和手工模式（craft production mode）。
服务模式就是媒体将新闻产品（传统型的报纸和广播电视）转变成服务，它通过多种平台（印刷品、计算机终端、平板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显示设备）流动。这些机构将更加关注新闻的分配，而不是采集和生产。它们将更加依赖于通过辛迪加获得新闻和评论，以及公众自产内容和其他新闻提供方的链接。服务模式正在改变新闻组织的功能、所需的工作技能，以及其与从业者之间的关系。
由于这种变化，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改变，而且带来了不同于原来印刷和广播电视产品的定价模式。如今的大部分媒体都会根据平台和内容的不同制定浮动价格，而不再像从前一样，将所有的内容以同样的价格提供给所有消费者。助力这一过程的是诸如Press+和Piano Media的支付系统，通过它们可以便捷地为多元新闻供给者付费。
与此同时，新闻生产的手工模式也已经出现。尽管这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方式，但是它对于当代的新闻生产来说却是崭新的。在这种模式中，新闻是由个体创业记者和强调新闻品质和个性的小型记者合作社生产的。从事这一工作的记者更加专注于特定话题的报道，比如气候和国防，他们会使用数据调查等专业技能，并作为普通新闻供给者为小地方服务。他们中的大部分会直接把新闻提供给消费者，但还有一些会为那些采取此种模式的公司提供素材。这些记者的角色全然不同于20世纪的自由记者，他们扮演着商业关系中供应商与合作者的角色。
这两种新闻生产的模式对于记者们如何工作、如何获得信源、如何规划他们的职业、薪酬、保险和退休金，以及如何构建他们的职业认同、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场新闻供给生态变革的核心是新闻和新闻职业本身的去制度化。在过去，新闻通常由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媒介和机构来提供，它们往往独立行事，很少与其他新闻提供方进行合作，也与其宣称所要服务的社会毫无关系。媒体精英们拥有新闻控制权，由他们决定新闻机构应该报道什么以及如何报道。精英们一直将新闻业视为对社会施加控制和影响的工具，并通过与商业利益的结盟，塑造出了以一己私利来决定新闻供给、决定与公众以及记者之关系的商业性新闻企业。与此同时，由新闻记者来制定行业和职业标准，并组织工会和专业社团，这些都是新闻生产制度化的举措。它们不仅隔开了记者与老板，而且也把他们与普通公众分开了，这恰恰是数字交互时代阻碍记者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影响因素之一。所有这些原因形塑了建立在共同信念体系、结构、关系和业务规范（制度化组织和专业领域的核心要素）之上的体制化的新闻供给方式。
20世纪的新闻业遭受了新闻报道中的制度性偏见的束缚。多数的新闻编辑室都处在竞争性的新闻体系之下，因此其新闻报道总是聚焦于那些经过挑选的组织和部门，比如政府、教育机构、金融企业等，新闻常常沦为记者招待会的官方声明。这些机构都旨在为记者工作提供便利，自利的报业就依赖它们的消息出版发行，但对公共和个体生活却视而不见。社会生活、社会史、普通个体以及日常的活动往往不属于传统上的竞争热点，因此常被忽视或者偶然获得专业记者的关注。
作为目前大范围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结构、分工以及对新闻生产的聚焦还处在变化之中。新的生态体系需要新型的、更加灵活的新闻供给方式的出现。那些规模庞大、效率低下、节奏缓慢的新闻机构正在变得更加小巧灵活，正在日益接受全新的新闻生产流程和方式。而且，它们变得更加网络化，积极与其他信息提供者和生产者合作并自觉参与公众生活。这些造成了新闻职业、行业和参与上的竞争以及价值规范与实践之间的压力。但是，迄今为止，这些改变还很少为今天的新闻机构带来新型的管理和编辑原则。
如今，各种规模的新闻提供方都使用多元平台以接近和吸引公众。他们开始反思受众的本质，思考不同时空中的公众信息的需求以及信息传递的方式。这些都是新型新闻关系和实践出现的端倪。
新闻业的分工合作不断发展，其中的小型记者群体正在酝酿专业性和地方性的新闻，另外一些则致力于高品质新闻。这些团体正在发挥媒体的作用，在没有像过去一样的大规模机构投资的情况下生产并传播新闻。
市民已经成为突发新闻的主要提供者，他们使用社交媒体来传播有关事态及其进展的及时信息，进而取代了新闻生产者对于信息的垄断。同样地，开博客和运营专业新闻网站的能力催生了大批专家型媒体人，比如科学家、经济学家、银行家、营养师等都在提供新闻和信息。由于这些人的观点不受传统媒体的影响，因此由误解或传播缩减而导致的错误信息得以降低。当然，专家型媒体人也像记者一样容易受到大肆炒作和取悦受众的诱惑，他们对于错误信息也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
正在发生的这场变革不仅改变了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方式，而且也改变了新闻业自身的功能。新闻媒体不再是见证事实、承担责任、引导舆论和曝光等传统社会功能的唯一承担者。见证的功能（即了解并解释发生了什么事）正转由社会媒体承担并逐渐由公共目击者和活动分子进行。承担责任（即分配职责并让其他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则变成一项与专家、非政府组织和使用多种数字和社交媒体的个体共同分享的功能。借助于评论，大型媒体依然是舆论引导的重要力量，但数字媒介中已经出现了大量为其他声音代言的机会。曝光错误和不良行径的羞辱功能如今正在被社交媒体广泛应用，它们更能规避权力精英卷入时一些媒体保持缄默的做法。
因此，新闻实践正从一种相对封闭的新闻生产体系（由官方信源和专业记者把持）向一种更加开放的体系转变，这种体系中的新闻来自公众的观察和数据，以及以前所不可能实现的信息和评论流动。这种新闻生态体系可以容纳形式各异、范围广泛的新闻信息提供者（包括印刷媒体、广播电视、在线网络、博客和社交媒体）以及它们之间的新闻信息流动。
但是，这一体系并不令人称快，因为它意味着权力精英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决定什么可以吸引眼球以及如何加以报道。当然，必须实事求是，我们需要了解并警惕在此变革过程中产生的新制度，这些新制度会通过搜索、聚合以及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分配，影响新闻信息的有效性。尽管在新的数字化环境中压制新闻信息看似比以前更加困难，但能够左右新闻内容的新型权力机制和精英阶层仍有出现的可能，他们的表现会一如既往。
在数字化时代，新闻实践的崭新方式会为行业本身带来全新的业务、标准、结构以及关系。这不足为奇，因为去制度化并不是永恒的，它会导致机构重组以及实践领域的再制度化。因此，我们必须质疑那种认为数字时代将会实现信息传播畅通无阻、无拘无束的乌托邦幻想。
转型何去何从？
当新闻生态体系变革稳定之后，新闻供给在未来十年又会如何? 现在就预期结局似乎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已经可以察觉一些显著的变化：新闻供给在结构和竞争上会发生改变，新闻信息的提供方式会逐渐增多，记者和新闻的定义将建立在实践而非雇佣关系的基础上。
不同于物质生产，数字新闻供应为生产和分配提供了不同以往的经济环境。因此，对于那些行事动机迥异、组织结构不同、规模大小各异的多元提供者来说，未来将充满机遇，但我们必须对它们之间的这些差异保持清醒。
商业和非商业媒体在未来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一些大型的综合性商业新闻提供者（印刷、广播电视或者数字的）将会以数字方式再次长期主宰新闻供给。那些数量有限的、地方性的普通新闻生产者则更有可能关注能够持续发展的小众市场。在全球层面，数量不多的商业性综合新闻提供者仍有发展空间，这些大型新闻机构为了立足而展开的相互竞争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发展战略，比如BBC、《纽约时报》《世界报》《卫报》和《每日邮报》。
随着这些变化的出现，一些竞争者会降低印刷出版物的周期，减少非盈利天数，每个星期只出版四天或五天（这是40年前的标准）。竞争者们会将每日运营的重点转向数字平台。
商业性的国内或国际新闻供给方的垄断集中将会给小型数字企业的发展留下巨大空间。更加独立的、具有创业精神的记者和新闻生产联合体将随之出现，他们将提供专业性报道和地方性新闻。相比过去，我们会看到新闻供给者之间更加广泛的合作、互联和结盟。这些方面将在政治新闻报道的提供上变得愈加重要。
一些媒体将会通过联合体的资金以及付费受众和广告找到营利性实体的经营方式。而另外一些媒体则会实行非营利运营，并从基金会、社区组织和其他多种资助渠道获得资金。由大公司资助的、以支持纪录片生产的影视作品，以及有关公共事物的品牌内容也将随之出现，这种方式可能会迅速向数字新闻业移植。
当然，这些新的资助方式也增加了新闻业中有关伦理和透明度的问题，对这些收入来源的影响进行解释说明的原则和实践还有待建立。广告已经发展了一个世纪之久，现在我们期待全新资助方式的出现。
清晰可以见的是，与过去的150年相比，新闻提供方将不再依赖于任何一种单一的资助方式。多元收益都会对收入有所贡献，比如来自于读者和广告商、重大赛事和电子商务、基金会和赞助商，以及诸如网页空间和广告服务这样的商业收入。但是，目前对这些收入来源的功能影响和可持续性发展进行评估还为时过早，不过我们有理由相信，可以操作的新型商业模式将会在新闻供给中应运而生。
这种放宽了资金支持的好处之一在于：它能够减少那些在20世纪中明显左右了新闻供给的方式、范围和业务的广告商的影响。很明显，数字新闻正在改变新闻的形式，为新型叙述方式、新闻信息的交互可视化以及长篇报道的增补提供了机会。同时，它也制造了重复新闻，这种新闻建立在残缺信息的基础上，并且随着记者和用户的增加而日益扩大。上述形式会不断鞭策新闻提供方建立内容管理和信息审查方面的全新类型和业务实践，以提升内容的真实性和精确性。
公众在新闻信息参与度上的提高引发了传统新闻生产者和受众之间的矛盾。一个世纪以来，新闻组织和记者一直将其角色定位为无知者的教育者，引导盲目大众摆脱危险意识形态和不良行径的社会秩序保护人，以及通过权威评论和指导性信息引导大众的指南者。因此，新的环境造成了新闻业在角色功能和价值理念上的冲突，也引起了新闻记者理解受众的观念方式上的摩擦。
我们正在进入到一个由公众认知新闻业的时代，新闻的重要性不再只受到商业新闻机构、编辑以及在职记者的重视。这是一种健康的发展，因为新闻业本来就不属于记者和新闻机构，而是属于全社会。那些来自商业、专业和行业上的，欲将新闻业与大众分离的导向将会受到遏制，因为它们降低了新闻业的影响以及对社会所做的贡献。我非常乐意看到这些改变，它们对市民和新闻消费者来说是好事。
黎明还是黄昏？
我们还要回到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现在是新闻业的黄昏还是崭新的黎明？历史已经表明，我们最好不要将问题进行非此即彼的概念化，那样做会将非常复杂的计划和发展简单化，并导致对宏观背景和关键细节的忽视。事实上，我们正在经历的既非终结也非黎明，而是兼而有之。新闻业中出现的那些历史的、社会的以及经济上的语境变化说明新闻业正处于转型，而不是消亡之中。
如果将新闻业等同于传统新闻媒体和机构的命运，那么我们会很容易悲观失望。然而，新闻业涉及的是信息实践，尽管它长期置身于新闻媒体和机构之中但却能够独立于它们而存在。新闻业是一个旨在将事实从小说和传闻中分离出来的信息采集过程，它公正地提供信息，致力于打造精确性和可信度。我们都将痛苦地发现到：在具体的新闻企业中，这一过程并不完全由职业新闻业推动，拥有决定权的是媒体的制度安排而非媒体本身。
其中的另外一个讨论是：社会是否应该挽救新闻机构和新闻业？这是一个关于我们应该设法保护目前的新闻供给，还是维护可能以其他形式发挥作用的新闻功能的问题。对于那些虑及社会的人们而言，最重要的并非传统新闻提供方的生存问题，而是新闻到底应该如何采集和分配的问题。
认为高品质新闻只能依靠大型新闻媒体的想法不仅有悖历史，而且贬低了近三个世纪以来为我们报道社会和世界的那些独立自由记者们的贡献。但是，这些记者显然无法独立提供目前社会所需要的全部信息。因此，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和组织安排能够为社会提供必要的新闻采集、组织和分析。
尽管传统新闻提供者和在线服务公司正逐渐处于共生关系之中，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敌意和对立会让其无法通力合作，很难创造出对社会互惠的价值网络。
几个世纪以来，对新闻结构和融资上的影响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至今仍不明朗的是：我们是该因循守旧还是勇于创新。但不难发现，对于提供某些类型的信息和内容而言，市场依然有效，但它已经明显无法全面满足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信息需求，也无法涵盖受众所需的广阔社会见识。因此，我们不能再想当然地对待高品质新闻，必须对民主和社会生活值得保有的这一关键因素给予足够重视。
李莉系西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讲师，胡冯彬系复旦大学博士后。
本文编译自Robert G. Picard：Twilight or New Dawn of Journalism?刊载于Journalism Studies，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