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论坛|人文社区|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您所在的位置:首页 >>新闻研究

 

传播学教学的“热”与“难”

作者: 段京肃 发布时间:2010-09-10 15:47:00 来源:传媒学术网
  一、问题的提出

  不久前,潘忠党教授在国内发表了题为《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的论文,[1] 其中以较大的篇幅谈到了关于传播学教学的问题,又一次引起了对传播学教学的关注。

  传播学引入中国是从教育界开始的,其时间无论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是70年代末期,筚路蓝缕的开山者是当时从事新闻学教育的学者。传播学刚进入中国,就引起了新闻学研究和教育界的关注。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成为传播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力量。他们比较前卫的治学观念、方法和关注国际学术研究最新动态的目光,很快在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进而在80年代中期进入媒介的年轻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当中引起了共鸣,传播学在大学的课堂和业界都有积极表现。许多人认为,相对于政治色彩较浓的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教育而言,传播学才是真正的“学问”。如潘忠党评价芝加哥大学当年的情况一样:“新兴的‘传播科学’为新闻教育在高校撑起了学术的台面。”[2] 国内的学者也对传播学给予了很高地位,如吴廷俊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建立使中国新闻教育的学术含量增加。”[3] 传播学似乎成了显学,许多的新闻系先后改名为“新闻传播学系”,在课堂上也先后开出了许多以“传播”冠名的课程。

  但在传播学研究和教学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始终存在着一些对于研究者、教育者和接受者都感到困惑的问题。在每年的研究生招生过程中,在每年的学生就业过程中,教育单位和教育工作者都不断地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传播学是干什么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到底是什么?而所能做出的回答往往使人不得要领。无论是在本科教学还是在研究生教学中,从专业名称的确定到教学方案、课程计划的制定,实际上都面临如何科学地认识传播学的问题。目前在一些学校已经有了属于传播学范围的新专业、新方向,有些已经到了硕士甚至博士的层次,但当学生走进社会的时候同样会遇到那些例行的问题和麻烦。甚至连学者们也对传播学的学科归属提出了疑问,认为传播学只是一个供人们研究传播现象的平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这就更令学生们在学习传播学时感到一头雾水。

  二、传播学与新闻学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时认为:“大陆的传播学是依附于新闻学而发展起来的。它的引进得力于新闻研究工作者、高校新闻学者,特别是高校的新闻院系的发展,为它在中国的生根与发展提供了必须的人文环境与充实的物质基础。”[4] 但在传播学进入中国以后,传播学者始终在寻找传播学不同于新闻学的独到之处。

  对于传统的新闻学与新兴的传播学的区别,国内一些著名的学者如丁淦林、陈力丹、郑保卫、吴廷俊、阮志孝等人都进行过研究。吴廷俊认为,由于“两者在学科上的差异性,传播学可以弥补新闻学在学理上的缺陷。”他认为两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学科属性不同。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是人文学中的应用学科,而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是社会科学中的行为学科。”“其次,研究时逻辑起点不同。如前所说,新闻学以新闻为逻辑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新闻的采集、新闻作品的写作、新闻产品的加工和新闻媒介的内部运作,包括媒介的功能、特点、新闻工作的原则等等,这就决定了新闻学操作层面的术理内容;传播学以人类社会的传播现象为逻辑起点,它关注的重点是媒介与社会的互动,即社会对媒介的作用,媒介对社会的影响,尤其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受众’和‘效果’上。这就使得传播学具有多学科性。”“再次,研究的方法不同。如前所说,新闻学属于人文学科,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方法、思辨的方法;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主要是定量的方法、实证的方法。前者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色彩;而后者则突出客观性、确切性和可操作性。”[5] 尽管这样的区分还很有商榷的余地,但毕竟为深入思考提供了一些思路。

  从新闻传播教育的情况看,传统新闻学教育和新兴传播学教育很不一样。如詹姆士·凯利所说:“新闻教育在大学里本来就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目的。”[6] 他说的是美国大学的新闻学教育,但也很切合中国的情况。在1949年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的新闻教育始终是将培养合格的党报工作者作为第一的、甚至是唯一的宗旨和目标的,所以无论是学科的定位还是教育教学思想的确立都是从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明显的政治、宣传的立场出发的,如果说此时的新闻教育也有学科的归属,那么它应该归入政治研究和宣传学之中。当时过境迁,特殊时期的宣传活动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非议和淡漠以后,自然在新闻教育界引起了连锁反应,对传统的新闻教育的方方面面都有了质疑,并试图在新形势下为新闻学教育和新闻学研究找到一条更加“学术”的路,改变“人文学科和法律很难容忍这样一门低等学科与有着悠久职业历史和职业荣耀的自己相提并论”[7] 的尴尬状况。此时,传播学的进入自然成为救命的稻草。

  与新闻学建立在对大众报刊及其活动的研究为唯一对象的基础上不同,传播学的产生有深厚社会背景与学术背景,它与20世纪的政治、战争、大众文化、充分的市场经济等有直接关系,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成果有直接关系,与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的成果有直接关系。凯利认为:“在1940年后期,科学家发现寥寥几条能用数学完全解释清楚的法则就主宰了传播的全过程,至少是信号通过电线、大气和神经传递的过程。这个发现所带来的兴奋和骄傲今天已经难以衡量。从启蒙运动开始人类就怀有的一些关于理性的梦想,这正是其中一个。这个梦想实现改变了高等教育,同时也深刻影响了现代生活的物质和精神环境……这样,新兴的传播学诞生了。这是一门关于物理、生物和社会所有系统间控制和协同的科学。国家安全状态重新确立的年代,传播学取代大学中战后出现的研究真空,影响了大学的机构、课程设置和学术前景。” [8]

  新闻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是以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为出发点的,有明确的利益目标,如班尼特所说:“记者往往根据当权者以及能够影响事件方向的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的激烈程度来决定是否把新闻的大门对民众敞开。这种做法我曾经称之为‘信息准入指标’。当权者或利益集团提出一种观点,其他持同样观点的社会团体就很容易跨进新闻的大门。”[9] 尽管在新闻业内部,人们是将真实、客观、公正、中立等口号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的,但任何一个新闻媒体如果失去了利益的追求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社会价值。所以说新闻就是“权力的声音”。[10] 作为以此为对象的新闻学研究和教育,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媒体在利益集团和社会与公众之间寻求平衡点,寻求特定的“新闻价值”标准,对未来的新闻记者进行“规定动作”的训练。

  传播学研究和教学所关注的却不是这么明确和简单的社会活动,它试图探讨的是关于人类社会整体的传播图景,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基本状况研究,是从传播和媒介的角度对人类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凯利认为:“传播的发展来源于新闻教育内部的压力,连传播学的创始人都深深明了这对于新闻学构成的威胁。诺波特维诺在他预言性质的小册子《人类对人类的利用》中,承认传播学科就是对一切进行控制的学科,存在与否都对一些文化的主要推动力、最具人文价值的因素构成威胁。”[11] 产生于新闻学之后的传播学直接对前者构成了威胁,进而对前者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构成了威胁。在研究方法上,传播学采用的不是单一的方法,李特约翰认为:“传播学旨在理解人类如何创制、交换和解读信息,因此,传播学研究将科学与人文研究结合起来。”[12] 虽然我国将新闻与传播学划归于人文科学的“文学”门类,但传播学的科学和人文的两条路径都十分明确。

  三、传播学教学的难点

  正因为传播学“出身”的特殊和研究视野、研究方法的不安分,从进入中国的时候起就决定了势必存在的问题,并直接在传播学的教学过程中反映出来。

  纯“传播学”与传播现实的区别。传播学是“舶来品”,尽管不断有人提出并在实践着传播学“本土化”的观点,但无法从根本上动摇传播学的“出身”。20多年来传统的理论、模式、政策等因素的变化始终落后于实践的变化。在新闻传播第一线实践的人们对理论常常表现出一种不屑和鄙夷。一位在全国新闻界很有些知名度的新闻人就说过:“我从来不读大学里那些从未搞过新闻的人编撰出来的‘新闻理论’,那往往是一派胡言。”[13] 说的虽然是新闻理论,但传播理论的命运在实践中也很难恭维。当然也有真正了解、掌握了传播学的人在运用传播学中令人欣慰的体会。如《经济日报》总编辑冯并就曾在该报的改版过程中有意识的运用传播学理论的指导,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事后在总结时冯并认为:“对于大众传播学的地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传播学特别是大众传播学,是哲学活动的社会实现形式,而人类的新闻活动由此具有了更高的涵义。”“传播的力量是伟大的,传播的学问不是一般的学问……传播学已成为一种显学。”[14] 由这两个比较极端的例证可以看出,如何使传播学被中国的传播实务界所接受,对于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在中国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正如凯利所认为的是“在‘传播’旗帜下广告、公关、传媒经营管理、平面或音像传媒制作、网络媒体制作等的冲击”, [15]由于传播学在传播实践领域一些突出的实用能力,令人们更多注意的是它为社会传播活动提供的具体手段、技巧和方法,而对于传播学研究更重要的一些方面——即凯利所推崇的“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以人文价值为动因、以理解人及由人的活动所建构的社会关系并使之升华为目标的传播研究” [16]——却被淡漠甚至有意无意的丢弃了。这种只在浅层次上运用传播学理论的状况,自然很难使人们建立对传播学的科学的认识。

  传播学与新闻学的缠绕。在传播学产生以前,“新闻教育在大学里本来就不是完全出于学术目的。”[17] 我国传统的新闻理论和宣传理论,遵循的是“五性一统”的那些原则,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成为我国新闻学教育的核心和基础。这一时期的新闻学教育是“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的,以新闻职业技能训练为教学重点”的。传播学进入以后,“使新闻教育初步实现了三个转变:由单学科教育转为多学科综合教育;由以技能训练为主转为技能训练与学理教育并重;由廉价教育转为高投入教育,以培养既有深厚理论功底又有丰富传播技能的复合型新闻与传播人才。”[18] 教育思想上的这一调整和转变,既适应了传播学进入以后对新闻教育冲击的形势,也是我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需要。但在教学过程中,传统势力很强的新闻学却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很多人对传播学的理解还囿于大众传播的层面上,还处于施拉姆的‘影响焦虑’之下,”[19] 传播学理论很难真正融入教学的主流过程,在教学专家们的认识中,对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也有特殊的理解。吴廷俊认为:“在中国,新闻学和传播学是并行关系,传播学是在新闻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受到了新闻学很深的影响;在中国,‘新闻传播学’是‘新闻学’与‘传播学’或‘大众传播学’交叉而产生的一个新的学科,所以,它既非传统新闻学范畴,又非原本传播学范畴。”[20] 那么这个非此非彼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从传播学课堂上的表现就可以看出,连一些基本的概念如传播、新闻传播、大众传播、媒介、媒体、受众、受传者等,都是一笔糊涂帐。其实,新闻教育更重视的是一种职业精神、职业意识、社会责任的教育;传播教育更侧重的是一种人文素质、探索精神的培养。相对于前者而言,后者的难度更大。

  传播学与现行意识形态的冲突。传播学产生的环境是欧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学科体系和基本的学术观点中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当传播学的进入而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候,无论是在圈内还是在圈外,马上就有人从意识形态的高度对传播学大加鞭挞,非难之声至今不绝于耳。这也是传播学的研究和教育在我国形成了“重术”而“轻学”状况的重要原因。传统上,无论是新闻传播还是大众传播,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传播,在我国都有特定的含义与社会功能,无法完全套用西方理论。面对传播媒介的管理过程所进行的研究和在学术发展层面上所进行的研究,其实是处在两个不同的平台上,如果将它们放在同样的理论范围中研究,势必出现完全无法融合的现象。我们强调的是传播学必须服从、服务于意识形态。

  传播学与传统学术界的冲突。迄今为止,传播学在那些传统学术气息很浓厚的环境中没有得到重视。在许多学科那里并没有真正注意到传播学的进入以及给我国新闻传播领域带来的变化,自然也就没有注意到新闻传播教育和研究领域发生的变化。加之在本学科研究中存在的过分的“追风”现象,更引起了传统学科的偏见,许多人将传播学和他们自认为很熟悉的“新闻学”混为一谈,认为传播学的研究不过是同新闻传播活动一样的肤浅和稍纵即逝,无法上升到“学术”的层面。美国学者Maurine Beasley也认为:“甚至直到今天,尽管新闻学、大众传播学教育吸引了大批的学生,它的地位、必要性仍然受到怀疑。”[21] 尤其是在中国,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同进入我国的经验学派传播学研究方法之间明显的不同,导致人们对传播学接受的难度。

  传播学教学手段的落后。传播学主流学派的形成过程中大量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建立在社会认可的机会和强大的经济力量支持的基础上。美国学者在研究传播学形成的原因时也认为“研究之所以得以实施,主要因为某一组织或一部分公众要寻找某个政策问题的答案,并且这里恰好有一笔资金足以完成这一答案的寻找。”[22] 考察传播学理论中那些代表性的观点、模式,其形成几乎无一例外的得到了特定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因而具备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需的研究目标、控制实验条件、足够的研究样本、以及开展研究时使用的技术手段。正因为具备了这样的条件,其研究的过程才是严密的、科学的、规范的,自然所得出的结论也就是合理的、可验证的。这些条件在目前我国传播学研究中是很难满足的。因此我们的传播学教学基本上是在贩卖来自欧美的传播学研究的现有成果,连一些经典的传播现象和传播实验都无法再现给学生。就是一些号称遵循实证主义方法进行的研究,仍然带有很大的“游戏”成分,无论是其研究方案的制定、研究对象的选定、研究材料的收集,还是最终的研究结论,都带有随意性和为完成研究而不得不迁就条件因素的考虑。自然所完成的研究成果也就往往被“束之高阁”。每年的各类研究课题“结项”以后的命运大体如此。这些辛辛苦苦完成的研究绝大多数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没有进入“中试”的机会和条件,更得不到大面积推广和转化为传播“生产力”的机会,充其量是学界的“自娱自乐”。这种情况已经在学生的学习情绪中反映出来,这正是那些“传播学到底有什么用处”的问题的由来。

  传播学分支学科研究与教学的薄弱。中国的传播学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大众传播学”,除个别学者外(如王怡红进行的人际传播研究、关世杰等人的跨文化传播研究等),众多学者并没有涉及到大众传播学以外的传播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其重要原因之一与我国传播学研究和教学队伍的成分结构有直接关系。在80-90年代的传播学研究过程中,绝大多数学者是从新闻学教学研究转岗而来的,他们所最熟悉的是同大众传播最接近、最相似的新闻传播,研究大众传播自然感到轻车熟路。而对于需要专门的知识、特殊的研究手段才能进行的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分支学科就显得力不从心,当然也就成了传播学教学的薄弱环节。这就在学生中形成了将大众传播学等同于传播学的误解。正如丁淦林所说的:“传播学研究对象的新闻学化,因而导致传播学教育相应的新闻学化或大众传播学化。”[23] 阮志孝认为:“传播教育的新闻化和大众传播化使‘传播学自身的学理教育’也走向新闻传播专才教育和大众传播技能教育,不能满足学生在信息化社会背景下全面学习传播知识的要求。” [24]

  四、传播学教学向何处去

  这是套用了孙旭培的话“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25] 说实在话,这个问题可能找不到答案。传播活动与媒介的快速变化和国外传播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引进,使我国传播学研究与教学始终处在追赶的状态中。在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传播学教育已经基本摆脱了与新闻学教育的胶着关系,建立了以社会学为依托,在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的同时,又注重实际业务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 [26] 我国迄今为止的官方思路并没有从传统新闻学转向传播学。在学界,除了对大众传播研究的器重之外,人际传播等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仍然是“弱势群体”,[27] 表现在各校的教学计划中,除了大众传播类课程有足够的科目和课时外,分支学科的研究者是很少的。

  鉴于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我国传播学教学在今后一段时间中需要注意的是:

  1、不要刻意的同传统的新闻学争高低。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单靠学界和教育界的努力很难将传播学的学科地位提到传统新闻学之上,更不可能设想“以传播学取代新闻学”。应该善于在与新闻学并存的状态中发展自己。

  2、加强传播学基础理论和分支学科的拓展工作。传播学的研究不要浮躁,不要急于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新突破。无论是对西方传播学成果的引进,还是建立所谓“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的研究和突破都不是“灵光一闪”的简单动作。教给学生扎实的基础和科学的方法才是正道。

  3、老老实实地巩固传播学学科的学术背景,强化传播学的学术内涵。对传播学自身成果的引进和研究固然十分重要,但传播学形成中和至今仍然发挥重要作用的相关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政治学、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的地位绝不能放弃。研究者和教学者都应该在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和介绍上投入必要的精力。

  4、传播学教学中不要回避更不要丢弃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教授。不能因为教师对研究方法的不了解而干脆回避,这将给学生一生中对传播学的掌握和运用留下严重的隐患。

  5、传播学教学和研究同传播实践的结合。尽管是老生常谈了,但理论同实践的结合却始终是常新的话题。

  注释:

  [1] 该文先后发表于张国良主编的《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和浙江大学传播学研究所主办的《中国传媒报告》2005年第四期。

  [2] 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3] 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 》,见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2002-11-21 1:57:16。

  [4] 阮志孝:《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http://www.ddcbxj.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5

  [5] 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 》,见传媒观察(http://www.chuanmei.net )2002-11-21 1:57:16。

  [6] [美]詹姆士·凯利《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中译本,李昕译,《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三期。

  [7] 同上。

  [8] 同上。

  [9] [美]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像》(第五版)中译本,杨晓红、王家全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4页。

  [10] 张巨岩《权力的声音:美国的媒体和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11] 同6。

  [12] [美]斯蒂芬.李特约翰《人类传播理论》(第七版)中译本,史安斌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3] 李大同《冰点故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页。

  [14] 冯并《改版—一位报纸总编辑的手记》,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298、307页。

  [15] 潘忠党《解读凯利·新闻教育·新闻与传播之别》,张国良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第一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页。

  [16] 同上,第117页。

  [17] 同6。

  [18] 同3。

  [19] 史安斌,见[美]特里.甘布尔、迈克尔.甘布尔《有效传播》(第七版)中译本《导读》,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20] 同3。

  [21] 美]Maurine Beasley《新世纪美国新闻学教育面临的挑战》,杨保军编译,原载《国际新闻界》,引自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xsqk_view.jsp?id=2948

  [22] [美]希伦.A.洛厄里、梅尔文.L.德弗勒《大众传播效果研究的里程碑》中译本,刘海龙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23] 丁淦林:《中国大陆的传播教育》,在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的报告(云南丽江)。

  [24] 阮志孝:《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http://www.ddcbxj.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5

  [25] 孙旭培《我国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http://academic.mediachina.net/academic_ xsqk_view.jsp?id=2394。

  [26] 阮志孝:《传播学的发展趋势、学科教育与就业问题》,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http://www.ddcbxj.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085

  [27] 这是以研究人际传播见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王怡红在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发言时使用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