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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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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与发展中的新闻传播研究: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博士学位论文为例(1978-2007)

作者: 向芬 发布时间:2011-01-12 20:48:04 来源:
提要】本文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建系30年来硕博士学位论文进行相关的梳理与分析,以此管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和面貌。传播学传入我国近30年来,新闻传播学研究观念、研究领域以及研究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总体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从受政治及意识形态牵制发展到相对独立,传统新闻学与西方传播学的融合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核心研究群体带领新生研究力量走向更高层次。

  【关键词】硕博士论文;新闻传播;三十年

  确认一门学科主要的学术研究活动,并对其研究历史做一番回顾,可以完整呈现学科的研究成果,界定出各时期学科的研究前沿,帮助了解发展过程中的研究形式和研究焦点。硕博士论文,作为研究群体中初生力量的起步之作,能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的研究水准和研究方向。

  本文试图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博士论文为例,对我国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所呈现的变迁状况予以回顾,以此管窥我国新闻传播学术研究发展的历程和面貌。

  (1)通过对招生规模、硕博士比例的统计,分析发生变化的内在原因以及与外部政策环境的关系。

  (2)通过对硕博士论文的内容分析,梳理出各个时期论文的篇数、所占的比例、研究的主题和焦点、选题的偏好等,进而分析学科发展趋势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西方理论的移植与成长、硕博士与核心研究群体研究焦点的关系等问题。

  (3)通过对硕博士论文研究方法的分析,来探讨传播学理论与研究方法对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影响。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本研究将学术研究分为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两类,[1]所用的22个研究主题分类,根据美国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与国际传播协会(ICA)的类目,[2]再结合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的特点修改而来。

  通过以上测量指标对新闻系1978年~2007年硕博士论文中的研究主题和焦点、选题的偏好、研究方法等变量进行编码、分析、比对。

  一、概况透视

  (一)结业情况与分布

  新闻系创办于1978年,它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最早招收新闻研究生的院系。创办之初,由于当时新闻界急需高素质的新闻专业人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所、人民日报社、新华社和中国日报社四家单位联合主持办学,培养的新闻研究生毕业后统一分配到上述单位。[3]2001年,人民日报社将新闻系移交新闻所,实现系所合一。

  ……(此处有删节)

  (二)研究主题与焦点

  从硕博士毕业论文的研究主题的分布可以发现:研究媒介实务的论文有349篇,占全部毕业论文的近一半;其次是历史研究的论文,共有93篇,占总数的13.1%;研究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及国际传播的论文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对于传播理论、政治传播、传播法规与政策的探讨比较重视。但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健康传播和儿童与媒介的主题则鲜有涉及。对研究方法、媒介素养则未从有过相关论文。

  ……(此处有删节)

  (三)中外选题的偏好

  在对历年硕博士论文的统计中,笔者发现研究其他国家和地区新闻传播的选题在80年代初期相当多,在1989年又有一个小的反弹。

  图表 1毕业论文涉及其他国家或地区选题历年数量分布图

  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闻传播进行研究的毕业论文共有114篇,占毕业论文总数的16%。1981年~1989年国外选题的毕业论文约占历年国外选题论文总数的80%。

  在历年毕业论文中,论文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多达20个。其中对美国的关注度最高,有论文47篇(41.2%);其次是对日本的关注,有论文13篇(11.4%);再次是苏俄、德国、英国、法国等。

  ……(此处有删节)

  (四)研究方法的采用

  总体来看,历年硕博士论文更多的是做历史分析、文本分析,深入访谈和参与调查法的运用少,定量研究的论文也比较少。早期论文对研究方法的部分不够重视,但随着学科研究的规范,定量的内容分析法和调查法逐渐有意识的出现,即使在内容分析时,也在量化方法外,出现了不少符号学分析、话语分析、批判理论以及框架分析等定质的研究范式。

  ……(此处有删节)

  二、结果分析

  根据以上的统计结果和新闻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历程,笔者针对新闻系研究生教育的情况作出这样的分期:1978年~1988年(发展期),1989年~1992年(停滞期),1993年~2000年(复苏期),2001年~至今(平稳期)。

  (一)1978年~1988年:发展期

  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建立研究生院新闻系,立即招收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国新闻事业史、世界新闻事业、新闻业务和英语新闻写作六个专业的研究生85名。[4]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招收8名研究生,复旦大学招收4名研究生。[5]其后几年,与其他高校的研究生招生规模相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可谓遥遥领先。

  ……(此处有删节)

  新闻系当时采取教学、科研和新闻单位相结合的办学模式,这不仅解决了新闻单位人才缺乏的问题,同时由于各单位出资出力热心办学,经费、师资、校舍等方面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所以,建系初期呈现活跃的快速发展状态。

  这一时期新闻系的毕业论文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1.媒介实务研究论文居多。

  初期媒介实务研究的毕业论文对新闻采、写、编方面的论述特别多。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因为1978年~1982年新闻学界所做的主要工作是清理“文化大革命”对新闻学的破坏和干扰。新闻学的许多基本原理范畴,在文革中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新闻学观点。学界不得不从“什么是新闻学”开始,对新闻学的基本原理进行拨乱反正式的讨论。这一时期毕业论文也有较多相关方面的论述,如:《论新闻的指导性》(吴兴华)、《论新闻的真实性》(于宁)、《新闻价值论》(吴鸿业)等。这一时期艾宝元(即艾丰)在读研期间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新闻采访学著作,其《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被奉为经典。

  再者,我国新闻学界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全国性的新闻学研究网络刚刚建立,研究的理论底子还比较弱,我国的新闻教育在文革中也基本处于停顿状态,所以,当时的研究生导师大多由新闻单位资深新闻工作者兼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受其影响更多关注新闻实务。

  此外,这一时期论文选题涉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的毕业论文较多,谈对外宣传工作和方法的论文也很多,这一现象和当时的实际情况有着紧密的关系。改革开放初期正是我国中外文化交流和对外宣传工作快速发展的时期,对国际文化交流和外宣干部的社会需求大量增加,加上培养工作的多年中断,使得人才奇缺。1983年中央就此在相关文件中指出:“必须把培养对外文化宣传干部,当做带有战略意义的任务,采取紧急措施,下决心加以解决”。[6]新闻系开设“世界新闻事业”专业可谓紧密配合了国家的方针政策。代表作有:明安香的《美国的调查性报道及其实质和作用》,薄熙来的《论中美关系及有关新闻报道的政策性》等。

  2.新闻传播理论

  1984年以后,更多学者将传播学的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新闻学研究中。陈力丹教授在总结中国新闻传播学界这一时期的变化时指出:“仅仅间隔几年,思想认识的差距竟在‘文革’后第一代新闻学研究者和更新一代研究者之间产生了‘代沟’。好在沟尚不深,两代人得出了可以接受的共同结论:如果新闻学继续在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党性、人民性、指导性、真实性、战斗性、思想性等等概念里转圈子,是没有出路的。……以传播现象的理论研究为基础,建设适应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有中国特色的新闻学。”[7]

  跟传播学相关的研究生论文也陆续问世。1982年,研究生袁路阳在导师张黎的指导下完成《传播学初探》,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予以综合介绍与研究。其后的传播学论文更多的是专题性的研究。如:1988年王怡红的《论农业新技术传播》,通过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事实资料,对农业新技术传播过程中农民观念变革进行研究。

  当时“新闻事业与现代化建设”被列入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项目,现代化问题成为重要议题。1989年刘燕南的《大众传播与农民观念现代化》,就以传播与人的现代化为研究对象,关注观念和行为的远期改变,论文“以实地调查与抽样数理统计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其中包括百分比、均值、标准差的计算,量表有效度检验,相关性及差异性分析等”。可见,随着传播学的引入,研究生已经接受了基本的传播学研究方法训练,并在毕业论文中得以实践。

  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的论文也为数不少。对马克思、列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过去由于种种原因长期停留在引证符合现实需要的“语录新闻学”上。1983年3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和首都新闻学会共同召开“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全国新闻学术讨论会”。此后,在许多争议问题上,新闻学术界的观念更加开放,新闻学者开始系统研究,力求完整地理解革命导师的完整思想。[8]新闻系研究生论文代表作有:1981年陈力丹的《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报刊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戴松成的《列宁在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报刊思想》,窦其文的《论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形成和发展》以及1984年吴国光的《论马克思的新闻思想—兼及其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等。陈力丹留所后继续深入研究,完成了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新闻思想的论著——《精神交往论》。

  3.历史研究

  1978年后,新闻传播史成为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最活跃、研究队伍最大、成果最丰富、发展最快的研究领域。

  新闻系涌现了一大批做历史研究的研究生论文,其中有通史、断代史、专史,也有新闻界的人物传记,世界新闻史的研究也有一些成果。做历史研究的毕业论文主要集中在以下年份:1981年15篇,1982年9篇,1983年8篇, 1986年7篇, 1988年17篇,1990年7篇。80年代研究新闻史的代表作有:1981年闵大洪的《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1983年胡太春的《论梁启超的报业思想》,1988年李斯颐的《1931年-1945年的<东方杂志>》等。

  4.受众研究

  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首都学会调查组,采用科学抽样的方法在北京地区展开了一次大规模的新闻受众调查。此后,浙江、江苏、上海、新疆等地区以及首都一些大的新闻媒介也都进行各种形式的受众调查。受众研究成为实证研究的主流,这对新闻所在读的研究生也有一定的影响,如1983年孟小平的《青年读者兴趣特点初探》,1984年寿跃进的《观众心理与电视新闻》,1987年宋小卫的《新闻广播听众心理初探》,1989年方兴业的《试论新闻传播中的受众逆反心理》等,都是从受众心理的角度来探讨传播问题。

  5.新闻法研究

  1980年新闻界首先提出研究新闻法的问题。1984年,新闻立法准备工作正式开始,新闻所设立新闻法研究室。1988年中国新闻法制研究中心成立。短短几年内,新闻法研究者发表了不少论文,涉及新闻自由、知晓权、舆论监督、新闻保密,以及诽谤、侵犯名誉权、隐私权等等。研究生相关论文主要有1981年孙旭培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刍议》,1988年张西明的《大陆法系与海洋法系新闻法制的比较研究》和1989年余清楚的《论新闻诽谤》等。

  (二)1989年~1992年:停滞期

  可以说,从1982年起到1989年“六四”风波之前这一段时间,是建国以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六四”风波后,人们反思新闻界在政治风波中的作用时,对引进西方传播学问题展开了讨论,部分人对西方传播学的引进和传播学在政治风波中的作用提出了批评。传播学研究刚刚起步,却又陷入迷惘。我国传播学研究走入低谷,主要表现在:传播学界的对外交流基本停滞,部分学校将传播学课程排除在教学计划之外,报刊上有关传播学的论文明显减少,在传播学研究领域较为活跃的专家、学者对传播学保持低调的看法。[9]

  受当时政治气候与社会思潮的影响,1989年新闻系暂停招生,已在读的部分学生被分流到其它新闻院校,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四年,直至1993年新闻系才恢复招生。

  (三)1993年~2000年:复苏期

  1993年恢复办学后,新闻系由人民日报社派出干部主导管理工作。恢复招生后,招生规模大幅缩减,每年约招十几名学生。

  90年代末期,学者们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学术问题,形成了良好的学术讨论风气。不同的意见论争明晰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促进了传播学的深入发展。

  1.对新闻实务的探讨还是占很大比例。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经济新闻成为90年代的一个热点,如:1997年冯奎的《预测性经济报道初探》和潘圆的《论经济报道的理论视角》,1998年黄青山的《分析性金融报道初探》和高巍的《试论经济报道的社会视角》等等。关于媒介经营与管理的话题也成为研究生论文的焦点,这些论文谈论宏观问题的居多,如1996年吴亚明的《中国报业集团化趋向初探》,2000年李明欣的《中国报业集团的若干特点及其发展趋势》等。

  2.对网络传播的关注逐渐升温。

  1995年以后,随着网络传播在中国的普及,网络媒体一直是我国学界所关注的热点。研究生王澄在1998年写的《试论我国报纸网络版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是新闻系第一篇关于网络媒体的毕业论文。2000年,新闻系学生对网络媒体的研究兴趣更加浓厚,分别从受众心理、媒体数字化、网站经营管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关系等各个方面予以探讨。如:申福广的《网民心理与网络媒体发展研究》、唐胜宏的《试论网络媒体对传统报纸发展的影响》、陈建萍的《试论我国报纸网站经营理念和模式的新变化》等。

  3.对传播学研究的视野更开阔。

  传播学研究在这一时期居于首要地位,涉及的话题有:传播学批判学派、传播学研究方法、大众传播与流行文化、信息全球化与国家发展等等。如:2000年黄若尧的《论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从法兰克福派的大众传播批判理论产生的背景、哲学基础、主要思想和发展态势等几个方面予以较为深入的论述。

  (四)2001年~至今:平稳期

  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与人民日报社协商调整办学管理体制,人民日报社考虑到实际情况将新闻系移交给新闻所,自此完成了所、系关系的调整,实现了所、系合一。这一时期硕博士论文的研究趋势是:

  1.新媒体研究是热点选题。

  硕博士论文中一方面有对网络整体传播特点的抽象研究,如:2002年的3篇博士论文——孟威的《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陈共德的《互联网精神交往形态分析》、吕坤良的《网络言论传播引论》;另一方面关于网络传播的研究话题呈现多样化、具体化的趋势,例如网络传播伦理、网络受众及网络调查、虚拟社交等等。涉及这方面的代表论文有2003年桂银生的《网络新闻传播的交互性研究》、2005年袁胜华的《互联网传播管理中的行政权力模式化比较研究》等。一些网络传播新现象也进入到研究生的视域中来, 2007年杨斌艳的《一个互联网视频新闻节目的变迁:协商在互联网传播管理中的形成》一文,从媒介管理的角度对新闻播客予以了分析。

  关于网络传播中种种弊端,研究生均有所关注。如2002年将迎伟的《网络媒体发展中的信息安全问题探讨》、2005年王洪波的《各国互联网不适宜内容政府管控比较研究》等。

  对其他类型的新媒体,研究生也做出了及时、细致的研究,如2007年黄楚新的博士论文《中国IPTV发展研究》。

  2.传播学研究有新进展。

  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媒介生态等传播学话题逐渐成为研究焦点。2003年非典疫情的蔓延引发信息披露制度改革的研究,随着发言人制度在各级政府的推广,“新闻执政”成为政治传播领域的一个新口号。博硕士论文从各个方面对这个话题予以观照:2003年王已琴的《在新的传播环境下加强和改进突发事件报道》、2004年高世屹《政府危机管理的传播学研究》、2005年任壮的《建立健全我国国内突发事件新闻传播机制》。

  健康传播第一次出现在新闻系硕士论文的选题中, 2007年戴静的《青少年媒体在动员青少年参与艾滋病预防和反歧视活动中的作用探讨》,就重点论述了健康传播在特定领域的传播作用与效果。

  3.新闻法治研究重新成为热门话题。

  研究生关注的有以往讨论过的新闻侵权与诉讼、隐性采访等话题;较新的话题有隐匿权、记者采访权的法律依据、舆论监督与司法公正等。研究生们从不同视角对新闻法治问题进行探讨:2002年文雪梅的《论隐性采访与有关的法律道德问题》、安克明的《论新闻媒体侵害法人名誉权》及李远方的《舆论监督和司法公正的冲突与协调》,2003年宁启文的《论保护媒介消费者利益的民事法律手段》和2005年付蓓的《论记者采访权依据、限制与保障》。

  4.新闻史研究的传统得以延续。

  新闻史研究涉及汉代新闻传播、近代新闻传播、《新青年》杂志研究、《申报》研究、文革时期《人民日报》等,代表论文有:2006年陈冠兰的《近代租界的新闻传播》、黄春平的《汉代信息传播研究》及马跃峰的《近现代新闻法治研究》;新闻界人物和新闻思想研究涉及博古、胡乔木、石西明等。这些新闻史的研究中新发现和新观点较多,可以说,新闻史研究的传统在新老两代研究群体之间得以延续和传承。

  5. 更为注重研究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研究生论文更加注重传播学研究方法的运用,如:2004年何振波的《农业新技术扩散之研究——以何官庄村温室蔬菜种植新技术为例》,他用参与观察所获得的经验性资料,讨论了社会制度变迁对农业新技术扩散过程的影响。再如2003年博士生曾庆香的《试论新闻话语》采用批判理论的另类范式,首次把符号学中的话语研究和媒体研究结合起来,探讨新闻话语与叙事。

  三、结论与反思

  
传播学传入我国近30年来,新闻传播学理论研究逐步开展并卓有成效,同时也为我国传统新闻教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将上述对硕博士论文的分析与新闻传播学发展历程结合起来探讨可发现:

  (一)新闻传播学从受政治及意识形态牵制到相对独立。

  “传播学的命运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休戚相关。在封闭的年代,她几乎不可能成长,但仅有开明的政治局面也不够,如果缺少一批富有改革理想和开放精神的人,那也不可能顺利发展起来。”[10]新闻传播学成长和发展历程中的几次起承转合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外开放、南巡讲话等都休戚相关。

  传播学的引进和发展充满了曲折,由于受到传统的泛政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传播学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介绍。1983年传播学被批成“精神污染”,有些人认为传播学的要害就是否定阶级斗争;1989年又有人撰文批判传播学不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直到1992年的再次思想解放,才彻底改变了传播学在中国的历史命运。[11]

  就研究生教育而言,同样会受到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比如1978年恢复和发展新闻学研究生教育时的大批招生,1989年后研究生教育的短暂停滞。从硕博士论文的研究焦点看,80年代初争鸣较多的问题,如报纸的性质、新闻与宣传、党性与人民性等等,都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90年代后,研究生关注的网络传播、媒体经营与管理、传播法律与伦理、国际传播、健康传播等热点课题,与当前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体现了对实际问题的积极回应。

  (二)传统新闻学与西方传播学的融合对我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推动。

  宁树藩教授在《关于新闻学理论研究历史与现状的对话》一文中曾说:中国新闻学尚未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但学术研究是教学的基础和后盾,研究水平决定教学水平,中国新闻教育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学理教育的高度,只能停留在术理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层面。[12]这些问题也反映到我国早期新闻学研究生教育中去,80年代甚至90年代初的硕博士论文其研究主题大多是媒介实务和新闻历史,采用的方法则多为思辩方法和历史分析。

  传播学的引入改变了这一状况,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使得许多传播学的理论假设或模式不知不觉地成为新闻理论的一部分,研究者的视野是以整个人类传播为考察对象,涵盖了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种传播现象。传播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也为新闻学研究带来新鲜的学术空气,除了定量和定性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外,批判理论、建构主义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都开始运用,从不同层面和角度推动了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化。

  从人才培养看,传统新闻学的目标比较单一,即培养新闻从业人员,如记者、编辑等,而传播学的培养目标则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传播管理者,即通晓传播原理、熟练掌握各种传播技能的专才,既可以从事媒介工作,也可以到各种组织和部门开展传播管理工作。[13]从硕博士论文的发展轨迹中亦能发现人才培养的这一变化。

  (三)核心研究群体与新生研究力量对新闻传播学发展的促进与传承。

  新闻传播学发展30年来,研究人员的新老交替基本实现,引进传播学的第一代教学和研究人员已经成批地退休,80~90年代培养的新闻学硕士、博士陆续接替老一代人,成为新闻传播研究人员的主体。他们的视野比老一代开阔,知识结构合理,带动着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走向较高层次和规范化。[14]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为例,往届毕业生明安香、陈力丹、闵大洪、宋小卫、唐绪军、李斯颐、王怡红、张西明、杨瑞明等人,在新闻传播学研究方面均颇有建树。

  近几年来,在学界前辈的带领下,一批青年学者在迅速成长。新生代研究群体的研究取向更趋理论化,研究题材多样化,研究方法规范化,研究视野全球化。新生代研究群体也清晰的认识到接过发展新闻传播学接力棒的瞬间,他们所面临的压力和挑战。[15](作者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①分类参见E. 巴比著《社会研究方法》,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②AEJMC分类:大众媒体与社会、广告、传播科技与政策、文化研究与批判理论、报纸、媒介管理与媒介经济、传播理论与方法、公关、传播法规、媒体道德与传播、广播电视新闻学、学术新闻学、视觉传播、传播史、族群传播、国际传播、杂志以及其他(研究类别不明确或跨越单一类别)。

  ICA分类:大众传播、传播法规与政策、传播与科技、组织传播、政治传播、传播哲学、教育与发展传播、视觉传播、流行文化、公关、资讯科学、跨文化传播与发展理论、语言与社会互动、人际传播、健康传播、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类别不明确或跨越单一类别)。

  [3]郑贞铭:《中外新闻传播教育》,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231页。

  [4]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北京:《中国新闻教育论文集》2001年版,第68页。

  [5]洪一龙:《新中国的新闻教育事业概况》,北京:《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版,第15页。

  [6]关世杰:《国际传播学教育的回顾与展望》,北京:《中国新闻教育论文集》2001年版,第162页。

  [7]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8]赵玉明、郭镇之:《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80年》,北京:《中国新闻教育论文集》2001年版,第71页。

  [9]戴元光:《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

  [10]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武汉:《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第6页。

  [11]龙耘:《传播学在中国20年》,北京:《现代传播》2000年第3期,第19页。

  [12]吴廷俊:《传播学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教育模式改革》,上海:《新闻大学》2002年第1期,第12页。

  [13]张国良:《中国传播学的兴起、发展与趋势》,武汉:《理论月刊》2005年第11期,第9页。

  [14]陈力丹:《近十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基本情况》,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100页。

  [15]刘勇:《反思.质疑.探索——评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http://www.xici.net/b326434/d34822174.htm

  (本为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