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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舌”追考——《文心雕龙》之传播思想探讨

作者: 尹韵公 发布时间:2011-01-12 21:06:24 来源:
刘勰著《文心雕龙》卷十九《诏策篇》中曰:

  “虞重纳言,周贵喉舌,故两汉诏诰,职在尚书。”

  偶然间读到这段文字,顿觉心灵上激起强烈震颤:这里所说的“喉舌”,同我们经常提到的“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中的那个“喉舌”是否具有同一性?如果它们二者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的话,那么它们在功能和作用上各有哪些相似和不同?古代的“喉舌”思想是否具有传播学的意义?等等。

  于是,我开始了对“喉舌”的历史追考。

  

  
据查实,迄今为止,最早用功能和作用来表述“喉舌”概念的,大致有二个来源:

  一是国外来源。马克思曾经在19世纪40年代形象地把报刊的使命之一比喻成“喉舌”,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报刊按其使命来说,是社会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1)

  二是国内来源。近代著名报刊活动家、政论家梁启超曾在1896年《时务报》上发表文章《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其云:“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今夫万国并立,犹比邻也;齐州以内,犹同室也。比邻之事而吾不知,其乃同室所为不相闻问,则有耳目而无耳目;上有所措置不能喻之民,下有所苦患不能告之君,则有喉舌而无喉舌:其有助耳目喉舌之用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谓也。”(2)

  以上二则资料被目前国内新闻学界专家们公认为是最早使用“喉舌”概念的。(3)至于梁启超是否受到先于他的马克思的影响,目前尚未找到可以发生勾联的证据。但梁启超受到西方的影响还是有可能的,他曾说过:“西谚云:‘报馆者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伟哉,报馆之势力!重哉,报馆之责任!”(4)

  此后,“喉舌”这一比喻或概念,逐渐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闻类的专著和报刊上。我国早期新闻教育学家徐宝璜先生撰写的我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新闻学》,亦出现过“喉舌”字眼,其曰:“新闻纸为国民之喉舌,世人有正当之意见,与公允的评论,非假新闻无从表现。”(5)著名报人张季鸾主持《大公报》期间,曾强调:报纸应“为公众喉舌。”(6)

  我党最早引进“喉舌”的刊物,是1939年3月在上海出版的《党的生活》。该刊首期发刊词说:《党的生活》“一定要成为上海全党同志的刊物,成为全党同志的喉舌,克服过去少数人写稿的现象。”新中国成立后,除港澳台地区,中国大陆的人们已经逐渐地习惯了这样的提法:媒体既是党的政府的喉舌,也是人民的喉舌。

  归纳以上说法,“喉舌”观念具有这样几层意思:(1)、它具有说即发表看法的功能;(2)、它代表一定阶级、或一定社会集团、或一定社会势力、或一定社会群体、或一定社会组织、或一定政党、或一国政府机构等对社会诸问题的反映;(3)、它是社情民意的重要窗口;(4)、它应当具有相当或一定的权威度和公信力;(5)、它是意见领袖的承担者;(6)、它是社会各阶层各种意见的吸收者。

  问题又回到起点:刘勰所说的“喉舌”是否具有以上六个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呢?

  

  
在对刘勰的“喉舌”观念进行解读前,似应对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作一番扼要的介绍。

  刘勰,字章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生于南朝宋明帝(刘彧)泰始初年(公元465—468年间)。虽幼年丧父,家道中落,但刘勰笃志好学,曾入南京定林寺依随著名高僧僧祐学习佛经。南齐末年,刘勰用4年时间,完成《文心雕龙》。然而,因刘勰“寄迹桑门,身名未显,不为时流所称。”(7)于是,刘勰便把希望寄托于当时著名文人沈约身上。沈约曾仕齐和帝朝,官拜骠骑司马,后仕梁吏部尚书兼右仆射,“权侔宰辅,贵盛罕比”。要想见到这样一位大人物,对刘勰来说是很困难的。为了达到接近沈约的目的,他假扮成“货鬻者”,拦沈约于路上献书,沈约阅后,“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8)由于沈约的赏识和推荐,《文心雕龙》终见天光,刘勰也开始步入仕途,“政有清绩,”官位最高做到梁武帝朝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一部关于文章学的理论原著。他建构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文学思想,神秘飘渺,高深莫测,令后人叹为观止。该书涉及范围既包括诗、赋、骚、乐府等纯文学体裁,也包括相当数量的应用文;论及文体共81种,包括骚、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谏、碑、哀、吊等有韵之文14种,史传、诸子、论、说、诏、策(又分7种细目)、檄、移、封禅、章、表、启、议、对、书、笺记(又分25种细目)等无韵之笔46种,另有杂文19种,界限不明2种。《文心雕龙》共50篇,由三部分组成:文之枢纽,即统领全书;上篇,即论文体;下篇,即论文术。

  《文心雕龙》对后世影响巨大。自明代以来,为之校注者无虑数十家,为之论说者更是蜂起,形成国内外蔚为壮观的“雕学”。有人统计,从1925年到1988年,仅中国大陆的《文心雕龙》研究就有专著49部、论文1277篇,约占全部古论研究专著和论文的1/3多。(9)从传播学的角度审视,《文心雕龙》的出现,乃标志着在文章学已经达到相当成熟的前提下,人们已经懂得运用怎样的作为传播方式的文体,才能实现怎样的传播效果;而对于南北朝时期的精英阶层来说,拥有这一传播思想,恐怕已是不足为奇的了。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台湾学者关绍箕先生曾从修辞的角度和文学的角度,比较简略地探讨了刘勰的传播思想(10)。但抓住其中有意义的一点,深入展开分析,从而获得有价值的结论,这是海峡两岸学者迄今尚未做出过的事情。换句话说,从传播学的立场研究《文心雕龙》的论文,目前尚未出笼。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是研究《文心雕龙》传播思想的首篇之作。

  

  
解读“虞重纳言,周贵喉舌”这句话,我认为它主要显露出这样几个亮点:

  第一,它表明,“喉舌”这一概念诞生在先秦时代的夏虞和姬周。《尚书·舜典》曰:

  “帝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联命,惟允。’”

  龙,乃人名;纳言,乃官名,掌出纳王命。这句话的意思是:天子(即舜帝)说:“龙,你听着,我厌恶那些奸邪的谗言和残暴的行为,因为谗言和暴行不利于我统治的民众。所以,我要任命你为纳言之官,无论早晚都要及时地传达我的命令,忠实而坚决地将我的指示转达至民众之中。”

  纳言与喉舌虽然名称不同,但实质一样,都是主管“出纳王命。”请看《诗经·蒸民》曰: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僻。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赋政于外,四方爰发。”

  朱熹注云:“出,承而布之也;纳,行而复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11)这里提到的仲山甫,乃周宣王时著名大臣,因封于樊(今陕西西安南),亦称樊仲。仲山甫“出纳王命,王之喉舌”,朱熹说他“盖以冢宰兼之。”冢宰,在周代为辅佐天子之官,“掌邦之理,六卿之职总属焉,于百官无所不主。”汉代郑玄注曰:“变冢言大,进退异名也。百官总焉则谓之冢,列职于王则称大。”(12)后世因以冢宰为宰相之称,也有人认为冢宰相当于后世的尚书,位高权重,怪不得刘勰说“周贵喉舌,”道理源出于此。

  从以上古代文献可以看出,在遥远的尧舜时代,我国就已经出现了从事新闻信息发布的专职官员。这个现象,在同期全球人类文明的信息传播活动中,恐怕还是罕见的。

  第二,“喉舌”的主要功能是充当帝王的新闻信息发言人。所谓“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这句话,将“喉舌”的使命再明白不过地表达出来了,它要求帝王的新闻信息发言人必须及时、坚决、忠实地传达帝王的指示。正如梁朝萧子范所说:“纳言之授,皇命所由。”(13)“喉舌”只对帝王负责,故它很“贵”“重”。

  第三,“喉舌”作为一种代言人体制,它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喉舌”的产生,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或国家形态的出现,二是城市的出现和发展。有了国家和城市,才会有社会舆论;而有了社会舆论,才会有统率、治理和规范社会舆论的“喉舌”。在先秦时代,国家形态已在中原地区初步形成,从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来看,“喉舌”是必需之品,因为没有“喉舌”,统治阶层的声音就无从出口,国家就没有宏观调控力量,缺乏统治能力。所以,“喉舌”是国家出现的伴随物。另一方面,作为国家象征的城市,在先秦时代也是比较多地出现在中原地区。根据考古证明,我国至少在商代中期就已经出现规模较大的城市了。如商代盘庚以后的都城殷墟,(今河南安阳西北),当时总面积已在24平方公里以上。(14)殷墟的卜辞中,已发现“大邑”、“天邑”的地名,如“王其入大邑商”、“天邑商公宫”等。(15)古代的“邑”,主要有两个意思,或指国,或指小城市。如《荀子·富国》云:“入其境,其田畴秽,都邑露,是贪主己。”这里的“都”和“邑”,均指城市,大曰都,小曰邑。城市的出现和城市规模的扩展,为社会各种意见、呼声的汇聚和集中创造了物质条件,因为显而易见地,舆论在城市比乡间更容易形成一个“场”。这种舆论场,有时可能有利于统治,有时则可能不利于统治。舜帝之所以要龙担任“喉舌”,就是害怕“谗说”横行,出现邪恶舆论,而使社会“震惊”,不利于他统治国家和管理社会秩序。蔡沈在《尚书》注解说:舜帝担心“其言之不正,而能变乱黑白,以骇众听也。”(16)因之,从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从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喉舌”不但是呼之必出,而且是要之必备。

  

  
“喉舌”观念出现在刘勰的“诏策篇”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准确地表达出帝王与喉舌之间的隶属关系。我们从分析诏策入手,便能直接理出他们之间联系的方式。因为在一定意义上讲,诏策篇实际上就是喉舌篇。

  诏策是帝王的专用品,任何人不得染指。刘勰说:“皇帝御宇,其言也神。渊嘿黼扆,而响盈四表,唯诏策乎!……《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这句话的意思是:帝王统治天下时,他的讲话是代表神意的。虽然他身在皇宫,但他的讲话却能在四方响应,所依靠的就是诏策。……《易经·姤卦》辞说:“帝王用颁布命令来告诫四方臣民。”依靠诰命或诏策来动员民众,犹如依靠风来吹散四方,使四方臣民都知道帝王的最新或最近指示。

  先秦时期,诏策一般称命即命令或政令,发布时偶有称诰。“秦并天下,改命为制”;两汉时,宫廷文书进一步改革,按品级等次分为策书、制书、诏书和敕书,即策书封王候,制书发布赦会,诏书告百官,敕书戒地方。由于诏策表达的是帝王的意思,所以它的份量很重。《礼记·缁衣》云:“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鋍。”即粗绳。这句话的大意是,帝王说的话如丝般轻细,但他的作用和影响却像粗壮的纶或绳那样巨重。

  诏策的书写者和传达者,便是“喉舌”。一般而言,帝王不可能亲笔书写命令和指示,他必须依靠臣属,正如他治理国家必须依靠方方面面的臣属一样。诏策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决定了充当“喉舌”的臣属必须是近臣,又是重要之臣,还是能干之臣。故刘勰特别强调:“两汉诏诰,职在尚书。”这就明确指出:在两汉时代,“喉舌”的角色是由尚书充当的。刘勰的结论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完全的。蔡沈在《书经集传》注解中说:“喉舌”一职,乃“周之内史,汉之尚书,魏晋以来所谓中书、门下者”也。(17)

  应当说,蔡沈对“喉舌”在各朝各代变化的描述是最准确的,但同时又是粗线条的,实际上其中的变化差异还是相当大的。只有认真考察了尚书一职的来龙去脉,才能厘清“喉舌”的发展线索以及在各朝各代的相同与不同。

  内史是周代的一种官名。内史掌管帝王之八柄,即爵、禄、废、置、生、杀、与、夺,“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 (18)其相当于魏晋以后的中书之任。

  尚书在秦朝隶属少府。《通典》说:“秦时少府遣史四人在殿中,主发书,谓之尚书。尚犹主也。”(19)尚是主管之义,书即文书,最早主要指章奏。《唐六典》卷一曰:在秦代,“天下之事皆决丞相府,置尚书于禁中,有令、丞,掌通章奏而己。”所谓掌通章奏,就是皇帝赋予的喉舌权。汉袭秦制,尚书的地位、性质一直未变。《后汉书·百官志》说:少府属官有“尚书令一人,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百石;尚书六人,六百石;左右丞各一人,四百石;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令史十八人,二百石。”那么少府是什么机构呢?《后汉书·百官志》说:“少府,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贵文物膳之属。”虽然少府卿的官秩高于尚书令,尚书也是由少府管辖,但与尚书发生直接关系者的,却是最高统治者。两汉时代的尚书,是作为特别宠信的近臣而侍候于皇帝身边的。皇帝亦深知其显要性,故后汉明帝专门告诫,诏曰:“尚书,盖古之纳言,出纳朕命,机事不密则害成,可不慎欤!”(20)汉之尚书虽同是内官,但前、后汉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唐人注意到:前汉尚书,“通掌图书、秘记、章奏之事及朝奏,宣示内外而已,其任犹轻;至后汉则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21)难怪前人以钦慕的口气写道:东汉时,“尚书为机衡之任。尚书即含香握兰,直宿于建礼门,太官供膳。奏事明光殿,下笔为诏诰,出语为诰令。”

  东汉尚书权重,是由王朝内部外戚与宦官之间的权力争斗造成的。本来,按照当时的制度安排:“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权,容请托故也。”可是,近靠天子的常侍与黄门(即中常侍、小黄门)却凭借“在日月之侧,声执振天下”的优势,以权谋私,“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这种状况,日渐引起当朝大臣们的普遍不满。后汉末期,著名清流领袖李固上疏道:

  “今陛下之有尚书,犹天之有北斗也。斗为天喉舌,尚书亦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气,运平四时;尚书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执重,责之所归。若不平心,灾眚必至,诚宜审择其人,以毗圣政。”(22)

  常侍、黄门与尚书同属内官,均在皇帝周围,他们极易勾结成伙,乱政祸国,故李固之流希图削弱他们之间的势力和权力。在解释李固这段话的意思时,前人无名氏著《春秋合城图》曰:“天理在斗中,司三公,如人喉在咽,以理舌语。”宋均注曰:“斗为天之舌口,主出政教。三公主导宣君命,喻于人,则宜如人喉在咽,以理舌口,使言有条理。”(23)强调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等三公的权力应在尚书之上。后汉之三公权弱,由来已久,仅备员而已,正如《通典》所言:“后汉众务,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尚书令主赞奏事,总领纪纲,无所不统。”《后汉书·陈宠传》亦言:“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后汉确有一些忠正为国的尚书令,如左雄。史称:“自雄在尚书,天下不敢谬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自雄掌纳言,多所正肃。”(24)

  两汉曾一度设置中书。汉武帝因遊宴后庭,内官不便出入,“始用宦者主中书,以司马迁为之。”司马迁因受李陵之辩,既被腐刑,故能出入后庭,“尊宠在职。”汉之中书,权小位卑,也可充当“喉舌”的部分职能,但范围仅限于后庭或后宫。汉成帝时,“罢中书宦者。”

  尚书的“喉舌”地位和作用是如此地重要和显赫,以至于汉代著名大文学家杨雄不得不对它格外注目,他写了一篇美文《尚书箴》,以此来赞美“王之喉舌”,箴云:

  “允勅百工,命作斋慄。龙惟纳言,是机是密。出入王命,王之喉舌。献善宣美,而谗说是折。我视云明,我听云聪。载夙载夜,惟允惟恭。故君子在室,出言如风。”

  

  
魏晋以后,“喉舌”从尚书逐渐走向中书,从内廷逐渐走向外廷,从侍候皇帝个人逐渐扩展到侍候整个统治阶层,并最终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典》曰:“中书之官旧矣,谓之中书省,自魏晋始焉。”魏武帝曹操为魏王,为管理和指挥方便,“置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置监,“以秘书左丞刘放为中书监,右丞孙资为中书令,并掌机密。中书监、令,始于此也。”(25)

  曹魏大臣王昶在《考课事》中说:“尚书、侍中考课:一曰掌建六材,以考官人;二曰综理万机,以考庶绩;三曰进视惟允,以考谠言;四曰出纳王命,以考赋政;五曰明罚敕法,以考典刑。”(26)此事发生在魏齐王曹芳在位期间,说明曹魏政权内部存在不同看法,有人想把“出纳王命”的喉舌权从中书省中夺回去,重归尚书省。

  从史料的记载来看,曹魏时期的中书确实权力很大。《三国志·魏书》多次说道:“时中书监刘放、令孙资见信于主,制断时政,大臣莫不好。”(27)俩人“并管喉舌,权闻当时。”这就有力地表明,喉舌权已从尚书转移到了中书,中书的权力已大于尚书。在魏晋时期,一般政府官员均认为,任职中书比任职尚书更为风光,更有权势。晋武帝司马炎以荀勖任尚书令,而“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失之,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凰池,诸君贺我邪!’”(28)荀勖因失去视为“凤凰池”的中书监一职而“甚罔罔怅怅”,同僚的恭贺使他大为恼火。因为中书监是皇帝的近臣,尚书要离得远些。按西晋规矩,尚书省向皇帝奏事,先由中书省受理;而皇帝向尚书省发出的诏命,须先由中书起草并下达。正如前人所说的:此谓“王言之职,总司清要。”(29)可见,就信息量的把握而言,就信息获知的快慢而言,就信息发布的权威度而言,中书均高于和优于尚书。相比于尚书而言,中书作为“喉舌”的功能要发挥得更好、更合适。正如前人所言:“魏晋以来,中书监、令掌赞诏命,记令时事,典作文书。以其地在枢近,多承宠任,是以人固其位,谓之‘凤凰池’。”(30)

  进入南北朝后,作为国家新起的行政机构,中书省的部门设置更加规范和完备。南朝之梁陈,“凡国之政要,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领主书十人,书吏二百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被委此官,多擅威势。”(31)北朝之北齐,“中书省管司王言。”(32)北魏中书省掌“出纳王言,兼总文诰。”(33)所谓“管司王言”,就是作为中书省的“喉舌”,以国家行政机构的面目出现而获得的信息发布权和掌控权。

  杜佑在《通典》中说:“自魏晋重中书之官,居喉舌之任,则尚书之职,稍以疏远。至梁陈,举国机要,悉在中书,献纳之任,又归门下,而尚书但听命受事而已。”尽管“喉舌”职能从尚书剥离出来而授给中书,但并不等于尚书就不重要了。实际上,尚书一直掌控着国家的总理大权即行政大权。《通典》曾指出:“魏晋以下,任总机衡,事无大小,咸归(中书)令仆。”宋孝武帝曾专门下诏,曰:“尚书,百官之元本,庶绩之枢机。”

  虽然“喉舌”权移中书省,但由谁来担任“王言”把关人呢?根据史实获知,南朝与北朝、南朝前后与北朝前后在这方面还是相当大的区别的。魏晋时期,“诏诰并中书令及侍郎掌之。”这就是说,诏诰之权是由中书令和中书侍郎共同执掌。可是,南朝与北朝后来都发生了变化,地位次于中书令、中书侍即的中书舍人开始露头,显示份量了。南朝宋初,设置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参决于中,自是则中书侍郎之任轻矣。”(34)宋后之齐,永明初设中书通事舍人四员,各住一省,时谓之“四户”,“既总重权,势倾天下。”这里的重权,乃指诏命掌管权。史称:茹法亮久为中书通事舍人,后出为大司农。中书势利之职,法亮恋之,垂涕而去。(35)茹法亮不愿高升而恋栈中书,实因中书是势利之职。虽然他没有像西晋的荀勖那样牢骚满腹,但失去的沮丧心态却是完全一样的。齐后之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后除‘通事’字,直曰中书舍人,专掌诏诰,兼呈奏之事。自是诏诰之任,舍人专之。”(36)北朝的北齐,设舍人省,“掌署敕行下,宣旨劳问,领舍十人。”(36)实际上北齐和后魏仍是坚持实行中书令、中书监制度。同时,北齐和后魏还另设集书省,“掌讽议左右,从容献纳,……兼以出入王命,位在中书之右。”(38)后周则效法先秦的周朝,“置内史中大夫二人,掌王言。”后周武帝时,在天官府设“纳言下大夫”。(39)从以上史料看出,南北朝时代,尤其是在南朝,出纳王命的喉舌权已由中书令、中书监转移到中书舍人身上。

  南朝中书舍人的权力超过北朝的中书舍人,南朝的“喉舌”体制变化超过北朝,均是由当时的时代条件决定的。北朝的历届政权主要由当时的少数民族执政,他们的统治手段和统治方法主要是通过向汉人学习,自然动作不会太大。而南朝则不同,东晋王朝入主江左后,大批高门士族也随之渡江,通过建立九品中正制度,这些高门士族成为事实上的社会特权阶层,他们的子弟享受世袭权利,可以世代把持着各种社会高位,而那些出身寒门的人士则只能永远生活在社会底层。如按照当时的体制规定:出身寒门的,最高可做到中书舍人;而郎官以上的职位,则是高门士族子弟的“起家之选。”可是,九品中正制可以限制出身,但挡不住人的才能,南朝的才俊之士偏偏又大多出自寒门。特别是通过战争爬上高位、甚至最高权力的寒门人士,他们一旦上去,便大力提携“寒门俊才”,故南朝的中书舍人大多来自寒门。尤其是梁武帝的动作力度最大,他主张用人不论出身,不限资地,“唯才是务”。从这个角度看待,由于南朝一直存在着高门与寒门的斗争,所以“喉舌”权从中书令、中书监转移到中书舍人,有相当的历史必然性。

  

  
在探讨了“喉舌”的源起、形成、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之后,我们再来研究一下“喉舌”的话语表达。

  诏策是“喉舌”的主要表现形式。诏策的优劣与否,不但关系着把关人的能力与水平的高低,而且还直接关系诏策的传播效果。刘勰认为,魏晋以前,人们普遍不注意诏策的写作,直到建安以后,“文理代兴”,诏策才开始重视文采。“潘勖九锡,典雅逸群;卫凯禅诰,符命炳耀”。(40)潘勖写的《册魏公九锡文》,文辞优雅脱俗;卫凯写的《为汉帝禅位魏王诏》,堪称传世精品。

  那末,“喉舌”的执行者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呢?王献之曾言:“中书职掌诏命,非轻才所能独任。”(41)除了皇帝的宠信和本人的能干之外,刘勰认为,他还必须能写。“温峤文清,故引入中书,自斯以后,体宪风流矣。”(42)当时的诏命认为温峤出任中书令是合适人选,说:“卿既以令望中允之怀,著于周旋,且文清而皆远,宜居深密。今欲以卿为中书令,朝论亦以为宜。”(43)东晋王珉由侍中兼中书令,也是由于他“才学广瞻,理识清通。”(44)刘勰还提到曹魏的刘放和西晋的张华,是可以学习的榜样。《三国志·刘放传》说刘放为文甚丽,善为出檄,魏武、魏文、魏明三帝的“诏命有所诏喻,多放所为。”善为书檄,是刘放充任中书监的基本条件。钟会也是文章高手,曾在司马昭手下“掌书疏表檄。”至于张华出任晋武帝司马炎的中书监,那更是再合适不过,因为张华本人就是一代大学者、著名文学家。由于魏晋时期的“掌赞诏命,平处文籍,故前世多参用言语文学之士,”于是诏策写作的追求典雅逸群,便从此成为一种时尚和风气,并代代流传下去。

  皇帝的诏策,按汉朝的划分有四种,即策书、制书、诏书、敕书。“敕戒册部,诏诰百官,制施赦命,策封王侯。”诏策的不同用途,决定了它的不同对象和不同内容以及不同表达方式。刘勰在总结大量诏策写作的基础上,从文艺理论和文学修辞的角度,提出了诏策写作的6条基本要求,他主张:

  “授官选贤,则义柄重离之辉;优文封策,则气含风雨之润;敕戒恒诰,则笔吐星汉之华;治戎燮伐,则声有洊雷之威;眚灾肆赦,则文有春露之滋;明罚敕法,则辞有秋霜之烈;世诏策之大略也。”(45)

  这就是说,授予官位和选拔贤才的诏策,要显示皇帝如日月双重照耀的光辉;褒奖文告和封官策书,要显示文气如和风细雨般湿润;教戒诏策,要显示帝王的威严与温暖;誓师伐敌诏策,要显示我方强大的声势与无敌的神威;受灾和赦免诏策,要显示春天雨露般滋润;惩罚和整治诏策,要显示秋天风霜般寒烈。以上六点,是诏策写作的大致要求。

  从传播学的角度解读关于诏策写作的6条基本要求,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文辞优美、笔锋锐利的诏策肯定更有利于信息的传播和扩张,不但在横的时空中可传播广泛,在纵的时空中亦可传播久远。诏策的撰写者就是实质上的“喉舌”承担者或执行者,“喉舌”的能力大小决定着诏策的影响力度和传播效果。刘勰甚至设想出诏策的最佳传播效果是:

  “辉音峻举,鸿风远蹈 ;腾义飞辞,涣其大号。“(46)

  

  
刘勰是南北朝时代的人,他对“喉舌”的分析和总结只能止于南北朝。按照本文的主题,追考的范围似乎也应囿于南北朝以前,但为了研究的方便,也使大家有一个始末的认识,我们不妨再将“喉舌”在南北朝以后的情况,作一个粗略的勾画。

  南北朝时期,朝廷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重要机构,这就是门下省。在后汉,门下省称为侍中寺,主管宫内事务,作用并不突出。“侍中,汉代为亲近之职,魏晋选用,稍增华重,而大意不异。”(47)到南北朝后期,门下省的重要性,日趋见强。门下省长官称侍中。北齐门下省掌献纳谏正及司进御之职,后魏更厉害,“改御伯为纳言,斯侍中之职也。”

  门下省自隋唐以降,崭露头角。隋初,改侍中为纳言,置二人,后又改纳言为侍内;同时又设内史舍人(相当于中书舍人)八员,“专掌诏诰。唐初,设纳言,复为侍中,掌侍从,负宝,献替,赞相礼仪,审署奏抄,驳正违失,监封题,给驿卷,监起居注,总判省事。”在唐朝,“喉舌”职能几经反复,后仍归中书省,中书令“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授册,监起居注,总判省事”;中书侍郎“掌侍从,献替,制敕,册命,敷奏文表,通判省事”;中书舍人则“专管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自永淳已来,天下文章道盛,台阁髦彦,无不以文章达。故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诸官莫比焉。”(48)由此看来,“喉舌”的真正实权还是掌握在中书舍人之手。唐代文人亦以任职中书舍人为荣。史载:武则天临政时期,中书舍人王勮立召小吏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辞典瞻,时人叹服。”虽然中书省主管“喉舌”,但它发布的指令是否忠实、准确,要由门下省“驳正违失”,进行监督。这样,就从体制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宋代,“喉舌”的职责仍由中书省实现。按宋廷事权划分,中书省“掌进拟庶务,宣奉命令”。凡命令之体有七,曰册书、制书、诰命、诏书、敕书、御札、敕榜。北宋时期,给事中张叔夜曾说:“凡命令之出,中书宣奉,门下省读,然后付尚书领行,而密院被旨者,亦錄付门下,此神宗官制也。”(49)这就明确告知,皇帝的指令,由中书省负责宣奉,由门下省负责省读,由尚书省负责执行,把三省的主要职能交待得清清楚楚。

  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雄才大略,对沿袭了数百年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重新组建了新的官僚体制。在明朝的内阁机构中,“喉舌”的职责是由通政司担当的,“职专出纳帝命,通达下情,关防诸司,出入公文,奏报四方臣民实封建言、陈情、伸诉及军情、声息、灾异等等。”简单地说,就是“掌出纳诸司文书,敷奏封驳之事。”朱元璋曾经专门下谕,解释他设通政司的意图:

  “壅蔽于言者,祸乱之萌;专恣于事者,权奸之渐。故必有喉舌之司,以通上下之情,以达天下之政。昔者虞之纳言,唐之门下者,皆其职也。今以是职命卿事等。官以通政为名,政犹水也,欲其常通,无壅遏之患。卿其审命令以正百司,达幽隐以通庶务。当执奏者勿忘避,当驳正者勿阿随,当敷陈者勿隐蔽,当引见者勿留难。无巧言以取容,无苛察以邀功,无谗间以欺罔。公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委任之意。呜呼!后世人臣有居此职,服膺此训,则非惟职位之修举,而辅成国家太平之治,实亦有赖焉。”(50)

  由上述而言,与前朝相比,明朝的“喉舌”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喉舌”的权限更加集中,明代通政司就是“喉舌”司。二是既吸收了以往中书省“出纳王命”的优点,又吸收了门下省“驳正违失”的特长,二者集于一身。三是增加了通达下情的职责,以往的“喉舌”只强调宣奉王命,而不谈下情上达,而明代“喉舌”既注重上情下达,也同样注重下情上达,这是明朝同前朝“喉舌”的最大区别。它显示出明代“喉舌”,不但要传达王命,而且还要反映民意。四是就“喉舌”的官阶而言,明代低于前朝。通政司只是正三品,而以往的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都曾达到宰相位置,居于权力中枢。较之于以往,明代通政司的“喉舌”功能是最完备的,但权力地位和作用影响的重要性又是最弱的。总之,明代中央官体制出现的重大改革,使“喉舌”的地位、作用及其职责产生了变化,皇权的色彩越来越淡,民情的意味却越来越浓。

  八

  依据《文心雕龙》的提示,本文上溯尧舜,下至朱明,对“喉舌”的起源、发生、形成及其形态变化进行了有价值和有意义的粗略追考。

  归纳上述,我得出这样几个判断:

  一、“喉舌”最早出现在舜帝时代,也就是所谓的“纳言”,而明确记载的“喉舌”,则诞生在周代,有《诗经》为证。纵观世界文明史上,在如此久远的年代就出现了专职信息发布者,实属罕见。

  二、“喉舌”的产生是历史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喉舌”的最初本意是代表帝王发布指令,相当于帝王的新闻信息发布者。随着国家形态的逐渐完备和国家机构的逐渐规范,“喉舌”的职能亦逐渐扩大,成为国家机器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信息大管家、具有政府权威的“意见领袖”、政治与社会状况的环境监测者。

  三、作为中国古代传播思想的“喉舌”观念,它成熟于魏晋南北朝时代。刘勰是古代“喉舌”观念的创始人,他不但搜寻出“喉舌”的发源与沿革,而且还理清了“喉舌”与帝王及其政府的关系,并首次对“喉舌”观念提出了系统而完整、深刻而独到的一系列见解。他认为:“喉舌”的主要传播形式是诏策,而诏策的“把关人”则是尚书或中书;“喉舌”的把关人要具备善写的基本条件,或者说善写是“喉舌”把关人的起码要求;“喉舌”必须讲究传播效果,而传播效果的好坏,取决于根据不同的受众对象而发出不同内容、不同形式的表达指令,为此提出了六条标准。

  四、“喉舌”的职能变化,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以前,“喉舌”基本上属于内官,服务和服从于皇帝本人;魏晋时期,“喉舌”从内廷走向外朝,成为国家机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发出的声音,既代表皇帝,也代表朝廷;明代以降,“喉舌”的职能进一步扩大,过去只强调对上负责,强调上情下达,而今还强调对下负责,强调下情上达;信息流通从上对下的单向渠道,改为既有上对下、也有下对上的双向渠道。

  最后,对照本文前面说过的现代“喉舌”观念的六个基本特征,我发现它与古代“喉舌”观念确有不少近似之处,如它们都强调“喉舌”是一定阶级、一定社会集团、或一定社会势力的代言人,强调“喉舌”具有上情下达和下情上达的功能等等。正因为如此,我们(当然也包括梁启超)才能很便利很轻松很自然地将它借用过来。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尽管如此,现代的“喉舌”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在外延方面,都大大超越了古代的“喉舌”观念,这是由于二者全然不同的传播环境所造成的。至于究因,这里就暂不多说了,因为它已超出本文讨论的范围。

  注释:

  (1) 马克思:《<新莱茵报>审判案》,《马恩全集》6卷,人民出版社。

  (2) 《中国新闻史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3) 甘惜芬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

  (4) 同(2)。

  (5) 徐宝璜:《新闻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6) 《季鸾文存》,大公报馆。

  (7) 《梁书·刘勰传》,中华书局。

  (8) 同(7)。

  (9)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中华书局。

  (10)关绍箕:《中国传播思想史》,台湾正中书局。

  (11)朱熹注《诗经集传》,中华书局。

  (12)《四书五经·周礼》,中华书局。

  (13)欧阳询:《艺文类聚》,上海古籍出版社。

  (14)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15)同(14)。

  (16)《四书五经》,中华书局。

  (17)同(16)。

  (18)杜佑:《通典》,中华书局。

  (19)同(18)。

  (20)同(13)。

  (21)同(18)。

  (22)《后汉书·李固传》,中华书局。

  (23)同(22)。

  (24)《后汉书·左雄传》,中华书局。

  (25)同(18)。

  (26)《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

  (27)《三国志·辛毗传》,中华书局。

  (28)《晋书·荀勖传》,中华书局。

  (29)徐坚:《初学记》,中华书局。

  (30)同(18)。

  (31)同(18)。

  (32)同(18)。

  (33)《魏书》,中华书局。

  (34)同(18)。

  (35)《南史》,中华书局。

  (36)同(18)。

  (37)同(18)。

  (38)同(18)。

  (39)同(18)。

  (40)刘勰:《文心雕龙·诏策篇》,中华书局。

  (41)同(28)。

  (42)同(40)。

  (43)同(13)。

  (44)同(13)。

  (45)同(40)。

  (46)同(40)。

  (47)同(18)。

  (48)同(18)。

  (49)《宋史·职官》,中华书局。

  (50)孙承译:《天府广记》,北京古籍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