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15年9月的《新青年》, 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新青年》的非凡的历史穿透力就在于：在20世纪中国创办的所有媒体中, 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新青年》那样给予当时社会造成雷鸣般的轰响,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新青年》那样提出那么深刻而纷纭的思想, 没有哪一家媒体能够像《新青年》那样激烈而勇敢地抨击旧事物, 倡导新事物, 没有哪一家媒体发出的呼唤和呐喊, 能够像《新青年》那样超越时空, 刺过悠悠的历史, 至今长啸不已！
《新青年》犹如一座高大而挺拔的丰碑, 傲然于时代坐标的基座之上。毫无疑问, 这座丰碑是由时代召唤的一群最优秀民族精英群策群力地塑造而成的。时代造就了《新青年》, 时代将《新青年》培养成为一个最响亮的民族喉舌。反过来, 《新青年》又唤醒了时代, 推动了时代,指点着时代前进的精彩航程。
《新青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精神宝藏, 其中值得开采的富矿和值得提炼的精品, 实在太多。本文探讨的重点是, 《新青年》求索和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选择过程。
一
让我们先来看看《新青年》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和社会大氛围。
《新青年》诞生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 礼崩乐坏的大动荡年代亦正是思想文化繁荣兴旺的岁月。一方面, 各种各样的思想, 无论是正统还是异端, 无论是来自本国还是来自他乡, 均可合理合法地进出和生长；另一方面, 这种繁荣兴旺的后面也表明了思想文化领域事实上存在着无序状态, 社会仍然急切地渴望着某种主流意识形态的胜出。
1911年10月, 中国人民推翻了腐朽无能的清朝政府, 建立了新兴的共和体制。但是, 由于辛亥革命来得太突然, 民众精神准备不足;又来得太容易, 几乎不费一枪一弹就逼使清室退位,因而人们惶然不知应当以怎样的姿态去面对崭新的中华民国。不错,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后, 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一直在苦苦寻求现代化的道路。起先, 为着稳中求进, 不致天下大乱, 人们欲效仿日本的君主立宪模式, 但清廷顽固僵化, 死死地抱着既得利益不放, 不愿意做任何实质性的退让。此路行不通, 孙中山等一些先进而觉悟的中国人便认为, 必须放弃幻想, 以革命代替改良, 推翻腐朽的清廷, 只有搬掉清廷这个最大障碍, 中华民族的现代化才有实现的希望。
很有意思的是, 孙中山提出的革命纲领中的头两句话“ 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 , 与550年前朱元璋为推翻元朝政府而提出的口号:“ 驱逐胡虏, 恢复中华”,有着惊人的一致。正因为如此,依我浅见, 在一定意义上看, 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制度革命, 还不如说是一场种族革命。显然, 以推翻人口占少数的异族统治者作为革命的目的, 更容易在人口占多数的被统治的汉族中唤醒和激发民众参与反满。当然, 作为胜利者的孙中山绝不会对满族进行种族屠杀, 否则他就不会在辛亥革命后立即提出了“五族共和” 的思想,因为孙中山心里很清楚, “驱除鞑虏”只不过是动员国人起来造反的一种高明策略罢了。
历史确实翻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 推翻旧王朝的人们依然没有看到现代化的希望曙光。袁世凯治下的政府章法混乱, 政坛乌烟瘴气, 政局一塌糊涂；西方的民主政治理想一旦从书本落地到现实, 人们方才发现操作起来竟然是那样地复杂和麻烦, 那样地生疏和失措；外蒙古的自治问题尚未解决, 卖国的21条条约已经签署；中国政府起初不愿参加欧战, 日军却已向青岛的德国势力展开攻击；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失败, 使上一代革命者热忱更加衰退, 毕竟找不到类似“反满”那样动听和鼓舞的口号了。相反, 一部分保守顽固势力又开始活跃起来, 日趋猖狂, 鼓吹恢复帝制, 认为共和不适合国情等等。可以说,《新青年》创刊前后的岁月, 是中国政治黑暗、思想混乱、文化迷茫达到极端的岁月, 甚至连激进的鲁迅在这段日子里也沉默不语, 以读佛经、拓碑刻抄稽康来排遣时日达数年之久！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 一位外国学者深刻地指出：“ 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 遂使社会之船驶人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①国家向何处去？没有人能够回答;怎么才能走向现代化的通途?也没有人知道;似乎整个中华民族全然失去了方向。
谁能为我指点迷津?有用而合适的思想武器, 成为这一时期中华民族最急缺的最宝贵的资源。失去精神舵手的民族, 是心灵极其痛苦的民族。
二
就在这时, 《新青年》顺天而出, 应运而生。展披荆斩棘之姿, 挟雷霆万钧之势, 冲破一切旧思想的网罗, 挣脱一切旧势力的束缚, 砸烂一切旧传统的牢笼。陈独秀之流借助和寻求的思想武器, 几乎都是从西方那里搬来的。
我们注意到, 在以往的新闻史著作中, 谈到《新青年》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时, 常常是定位于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 其首位介绍者是李大钊。李大钊的确是最早歌颂十月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应该说这是没错的。但是, 需要特别补充的是, 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第一卷第一期时, 就已经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了。这个史实非常重要, 它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新青年》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动关系,帮助我们正确把握中国人民真正认清马克思主义
的宝贵细节。
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既然《新青年》初期是全方位地饥不择食地介绍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和各种思想流派, 已经在欧洲形成社会浪潮的马克思主义, 怎么可能未进入陈独秀的视野呢?陈独秀又怎么可能未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学说?
请看《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的第二篇文章, 是陈独秀撰写的《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文中说:
近代文明之特征, 最足以变古之道, 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 厥有三事, 一曰人权说, 一曰生物进化论, 一曰社会主义是也。
文中又说:
近世文明之发生也, 欧罗巴旧社会之制度。破坏无余, 所存者私有财产制耳。此制虽传之自古, 自竞争人权之说兴, 机械资本之用广, 其害遂演而日深。政治之不平等, 一变而为社会之不平等；君主贵族之压制, 一变而为资本家之压制。此近世文明之缺点, 无容讳言者也。欲去此不平等与压制, 继政治革命而谋社会革命者, 社会主义是也。可谓之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 有巴布夫者, 主张废弃所有权, 行财产共有制。其说未为当世所重,19世纪之初, 此主张复盛兴于法兰西, 圣西孟及傅里耶, 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 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 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 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 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 德意志之拉萨尔及马克斯承法人之师说, 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甚, 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 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速废, 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 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 绝非社会之福, 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 保护工人, 限制兼并, 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 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 继此以拄,贫民生计或以昭苏, 此人类之幸福。
从以上陈独秀的论述中可以看出, 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及其主要人物, 他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 他也抓住了。由此进一步断定, 满腹经纶、学贯中西的陈独秀是知道马克思主义, 甚至可以说陈独秀是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部分的。
然而, 问题又出来了:既然陈独秀知晓马克思主义, 那他为什么没有突出宣传马克思主义呢?
显然, 这与陈独秀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直接关系。从当时头几卷的《新青年》编辑内容看,至少陈独秀是不看好或不看重马克思主义的。
譬如, 第一卷从第一期至第六期, 西方各种思想的介绍和引进占据了主要篇幅和重要版面。如大量介绍西方的政治思想、文艺思想、教育思想、科学精神等等。为符合青年杂志的特点, 该刊还介绍了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青年团以及欧洲七女杰状况。最突出的是, 第一卷介绍的精英人物中, 有卡内基、托尔斯泰、叔本华、兴登堡元帅、佛兰克林、霞飞将军、麦刚森将军等西方人士, 另有中国人二位, 即大力士霍元甲和大飞行家谭根。然而, 有关马克思或马克
思主义派别人物, 一个也未见。
第二卷更名《新青年》后, 编辑方针未动,编辑内容依旧, 而且称道西方思想的言论更加起劲, 抨击封建礼教的攻势更加猛烈。可是, 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主义的文章, 仍然不见。但是, 读者中毕竟有饱学聪慧之士, 毕竟会注意到《新青年》的欠缺。第二卷第五期“通信”栏目中, 就刊登了这样一封读者来信, 说：
记者足下:屡读大志, 钦佩无似。际兹公理销沉、邪说横行之时, 贵报乃能独排众议, 力挽狂谰, 诚足称空谷之足音, 暗室之灯光也。
贵志于世界文明之真谛, 多所精入, 实足厚惠青年, 而于反对孔教, 尤能发扬至理, 足使一般中国国教之迷者, 作当头喝棒也。近代文明之真谛, 最新之思潮, 仆以为当推社会主义。此种学说, 为政府及资本家专横之反应, 大足为我人研究之资料。我国于此种主义输入未久, 鼓吹乏人, 故信仰者寡, 是以强权者势愈甚, 而平民乃愈陷火水之中。贵报素主输入世界新理, 独于斯类学说乃未多开觏。足下如以社会主义实可为救世之良药, 则阐扬之责, 端在贵报矣。仆愿望如此, 不识足下以为如何。
从这位叫褚葆衡的读者来信中可以看出, 有的读者因对社会主义学说极为看好, 故对《新青年》未能及时阐扬社会主义有些不满, 同时又寄于期待。
那么, 《新青年》又是怎么答复的呢？“ 记者” 说：
社会主义理想甚高, 学派亦甚复杂。惟是说之兴, 中国似可缓于欧洲, 因产业未兴, 兼并未盛行也。
这位答复的“记者”,可能是陈独秀的化名,也可能是陈独秀请人代笔。但不管怎样, 这个答复至少得到了陈独秀的认可, 也反映了陈独秀当时的思想。既然“产业未兴, 兼并未盛行”,那陈独秀完全有理由认为, 中国现阶段不适合社会主义学说的要求。因此,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似乎由此可以破解了。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 陈独秀连看好都谈不上,又怎么可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呢?
根据史料记载, 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刊物是《万国公报》, 1889年4月, 该刊在介绍西方各种政治伦理学说时, 不经意地提到过马克思主义。之后,1903年第8期的《浙江潮》、1906年第2号、第3号、第4号的《民报》也都分别简要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主张。《新青年》最初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与上述几家报刊相比, 似乎也差不了多少, 虽说没有恶意, 但绝对谈不上有好感。出于报刊的天然义务,《新青年》最初也只是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 没有新态度, 仅此而已!
自1848年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开始徘徊, 经过半个世纪的飘荡, 来到中国上空, 但却始终无法落地。落不了地, 就无法生根;生不了根, 就无法显示一种主义的生命力是否旺盛。
三
人类思想史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种社会思潮或先进理论要落地于异国他乡, 必须借助于某种具有传播效应的物体。这个物体通常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由出版物来承担的。在古代中国, 佛教文明的落地与传播, 主要是借助于佛经之类的书籍和寺院。马克思主义要落地中国,也必须先借助于近代传媒, 后发生、发展于现实空间。马克思主义从当时众多的媒体中选择了《新青年》作为最佳落地点;《新青年》亦在众多西方思想理论中, 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思想指南。还要特别指出, 马克思主义与《新青年》的这种互动选择, 还必须借助于某种历史性机缘。没有这种历史性机缘, 双方的互动选择就等于缺乏发生接触的端口。
苍天有眼, 历史终于给我们送来了宝贵的机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传到中国后,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精英的高度关注。时任北京大学教授的李大钊以欣喜的心情, 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期上发表两篇政论文章《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 李大钊分析道:
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 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 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 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 拿自己的国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 成一个经济组织, 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 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 联合国的劳工社会,也都要求平和,渐有和他们的异国的同胞取同一行动的趋势。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
在《布尔什维克的胜利》一文中, 李大钊以热情洋溢的笔调写道:
俄罗斯式的革命, 可以说是20世纪式的革命。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 实非现在资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由今以后, 到处所见的, 都是布尔什维克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 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 必是赤旗的世界!
⋯⋯俄国的革命, 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布尔什维克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它的精神,可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听以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就是20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
从这两篇文章看, 李大钊是非常认可十月革命的, 他认定社会主义是世界潮流。与以往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文章的最大不同在于, 李大钊已经开始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来研究和分析问题了。同时, 这也表明, 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涌现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李大钊不过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已。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期和第六期开始集中版面, 猛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除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外, 还有其他人写的《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等。这些文章, 全面、深入、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自此,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中国空中飘荡的状态, 而开始穿行和传播于中国现实生活之中。借助于十月革命的作用, 依靠中国最受关注的思想理论杂志《新青年》的大力推荐和传播, 马克思主义终于落地。《新青年》为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翻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与此同时, 我们还要看到, 在当时的中国思想市场中, 同样是来自西方思想体系, 其中无政府主义、进化论等所占的思想市场份额要大大高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市场份额。这就说明, 十月革命只是帮助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在中国落地的问题, 而要解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壮大问题, 还必须借助于中国现实的市场需求机缘。
很快地, 又一个历史机缘来到。1919年5月4日, 因凡尔赛的背叛而极大地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 逼使北京13所高校的3000多学生走上街头, 游行示威, 抗议西方列强出卖中国。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之前, 中国人民只知道反对和抨击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之后, 中国人民从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中苏醒过来, 才知道西方文明中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通途还必须反对和抨击帝国主义。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和抨击封建主义、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和抨击帝国主义的最好思想武器, 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把中华民族引出命运的低谷,走向光明前景的, 也是马克思主义。既然如此, 中国人民还有什么理由不选择马克思列宁主义呢？如果说, 十月革命的胜利, 鼓舞了中国知识界许多精英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和信仰, 那么, 五四运动的爆发, 则为马克思主义在一般民众的大面积传播, 准备了很好的氛围和前提条件。
1920年5月,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期发行《劳动节纪念》专刊。这有力表明, 《新青年》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把握上, 达到了新的历史自觉的高度。同时, 它还表明, 这是马克思主义宣传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个里程碑。在当时中国有影响的报刊媒体中, 唯独《新青年》把自己的关注投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可以肯定, 这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了不起的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从此开始了它的伟大而艰难的历史起步。
同年9月, 中共上海发起组决定, 从第八卷起, 将《新青年》列为自己的机关刊物。第八卷第一期的封面设计很好地体现了《新青年》的新编辑意图, 封面正中是一个地球图案, 从东西两半球伸出两只有力的手, 紧紧相握。著名的《新青年》编作者之一的沈雁冰曾经这样解释图案设计的用意,说:“ 这暗示中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密团结, 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的意思。”②这一期还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一文, 陈独秀宣称:抛弃先前崇仰的西方民主共和政治, 拥护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在知识界是一个极富典型意义的个体思想标本。他给知识界和社会上造成的影响, 是不可低估的。它引发了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立场转变, 在老一代革命家和著名文人的回忆录中, 我们可以找到太多的鲜活例证。至此, 《新青年》已经全部完成了它的思想探索道路。《新青年》终于为中华民族找到了最好的思想舵手, 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仅如此,《新青年》还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组织上、干部上做好了准备, 奠定了基础。《新青年》的最大历史贡献, 就在于此。尔后, 《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 应该说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之事。
《新青年》激动了一个时代, 鼓舞了一个时代, 震撼了一个时代。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新青年》走过的思想探索道路, 实际上也是中华民族走过的思想探索道路。这一探索过程告诉人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落地、生长和壮大, 并非一帆风顺；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既非一见钟情, 更非外力强迫, 而是一个历经磨难的历史选择过程。《新青年》的思想选项还表明:中国人民删除了其他主义而最终选择和认定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和行动的思想指南, 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人们只能尊重和服从生活的辩证法；别无选择地选择历史提供给他们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 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 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 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 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 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 即使是最好的东西, 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也是不起作用的。”③
未了, 我将《新青年》季刊第一期发表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一文中的最后两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注释：
［1］《中国的现代化》,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年12月。
［2］《茅盾回忆录》（四）,《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4辑
［3］毛泽东：《唯心史观的破产》,《毛泽东选集》（四）,人民出版社。